1981年，美国一位女士正翻看来自国内的《光明日报》，当她眼睛扫过一篇文章的署名，顿时心跳加速，激动万分！ 这位女士叫吴若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她看着报纸上"吴天一"三个字，手指都有些发抖。这篇关于高原病防治的科普文章，让她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留在国内的哥哥。那时候哥哥才13岁，坚持要参军，没跟他们一起去美国。 通过领事馆辗转联系上时，吴天一正在青海的帐篷里整理调研数据。接到父亲电话的那一刻，这个在高原跑了十几年的硬汉，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在美国团聚时，父母和妹妹都劝他留下。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可吴天一待了三个月就回来了。他跟妹妹说："这里的实验室再先进，也研究不了青藏高原的病。" 回到青海那年冬天，他带着学生去玉树调研。牧民的毡房分散在草原上，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八天。有天晚上遇到暴风雪，帐篷被吹破了，几个人抱在一起取暖，吴天一还在念叨着白天收集的病例数据。 有个刚毕业的学生受不了这份苦，偷偷收拾行李要走。吴天一发现后没骂他，只是把自己的笔记本递过去。那本子上记着十年间一万多个病例，每页都写得密密麻麻，有些地方还沾着青稞糌粑的痕迹。学生看着看着，把行李又搬了回来。 后来这个学生成了高原病研究的骨干。他常跟人说："吴老师身上有股劲儿，让人觉得不跟着他干，这辈子都不会踏实。" 2003年冬天，吴天一在格尔木指导铁路工人防治高原病。有个河南来的小伙子得了肺水肿，情况危急。当时供氧站距离工地还有三公里，吴天一跪在雪地里给病人做人工呼吸，直到救护车来。那天他在雪地里跪了四十多分钟，膝盖冻得没了知觉。 现在80多岁的吴天一，办公室里还放着那副磨破了边的皮靴。学生们劝他把靴子收起来，他却说："看见这双靴子，就知道自己该在哪儿。"去年他还带着团队去了三江源，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待了一个月，整理出最新的高原病防治手册。 有时候看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高原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红点都是他去过的地方，我总在想，一个人怎么能把一辈子都耗在这么苦的地方。可每次看到那些被他救过的牧民送来的哈达，又觉得他心里一定比谁都踏实。这种选择，不是一般人能懂的，但懂的人，都会打心底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