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广州事变后，张发奎、黄琪翔被内部舆论逼到香港，只带走少数随员，留下约1个军由缪培南接手，这一步在事实上切断了他们对广东前线的直接指挥。 同年，沿西江对峙的桂系黄绍竑，手里握着第十五军和至少4个师，再加上“飞鹰”号军舰这种水上火力，相比粤方杂牌与土匪式部队，兵源结构明显更整齐，这是后来战局倾斜的基础之一。 反桂一方名义上有第四军、第5军部队和薛岳、黄镇球等将领，合计也在数个师规模，但不少编制是临时拼凑出来的，1927年冬季的后勤短缺与指挥层更迭，使这支部队很难长时间守住广州这种交通枢纽。 1927年12月中旬，桂军沿粤汉铁路和西江两线推进，几天内拿下荣庆、三水、河口3个要点；缪培南主动在广州后撤，看上去像是丢城，实质上是赌一把“先打东江，再回马枪”，目标直指陈铭枢、陈济棠两股旧部。 局势很快反转。桂系在不到半个月内调整部署，命黄旭初、吕焕炎、徐景唐3个师掉头东进，把战场固定在东江一线，这种机动速度在当时南方军阀混战中并不多见，也说明他们对广东并非只求“抢一城”，而是要塑造一个可长期经营的防线。 1928年1月上旬，紫金东北的潭落圩激战持续3昼夜，缪部一名师长阵亡、黄镇球重伤，被迫北退赣南；战后桂军顺势控制兴宁、五华2地，只留黄旭初1个师协助李济深“收尾”，主力则抽回广西，既扩张了势力，又避免在广东陷入消耗战。 到1928年后期，李济深重新在广东形成实控，桂系黄绍竑势力向东延伸，与武汉方面的李宗仁遥相呼应，两广呈现一种“半独立”的双重权力结构，在这种松散格局下，各方究竟是把这场战争看作防守边界，还是为下一轮更大尺度的重组试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