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他在医院对面租了间小公寓，阳台正对着三楼病房的窗户，屋里的旧风扇吱呀转着，把窗外飘来的消毒水味吹得满屋子都是。妹妹杨振玉收拾行李时念叨，楼下巷子里有间更便宜的单人间，走路到医院也才十分钟，犯不上花这个冤枉钱。他正蹲在地上理母亲的棉拖鞋，头也没抬：“妈疼起来哪等得了十分钟？这楼里有直达电梯，我冲过去也就两分钟。” 那天夜里两点多，他正趴在桌前整理母亲的病历，忽然看见对面病房的灯亮了。他抓起外套就往楼下跑，拖鞋踩在楼梯上啪啪响，到病房时，母亲正咬着被子哼，手死死攥着床单。护士刚推上药车，他抢上前问：“止疼针能马上打吗？”护士点头，他守在床边，攥着母亲皱巴巴的手，直到她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全湿了。 第二天早上，他在公寓里煮藕粉，小火熬得稠稠的，装在保温桶里拎去医院。母亲靠在床头，看着他一勺一勺吹凉了递到嘴边，忽然说：“你小时候在清华园，发烧烧得迷迷糊糊，我也是这么喂你藕粉的。”他愣了一下，想起那时候母亲把他裹在棉大衣里，坐在学校的石凳上晒太阳，风刮得她围巾乱飞，却总把他的脸捂得暖暖的。 后来他去学校讲学，包里总揣着个小本子，不是记公式，是记护士说的母亲每天的饭量、疼了几次、有没有睡踏实。有次他在课堂上忽然走神，想起早上母亲说想吃合肥的腌菜，下了课就直奔唐人街，转了三个铺子才找到一罐咸雪菜，拎着就往医院跑。 那天傍晚，他扶着母亲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坐了会儿，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母亲轻轻拍着他的手背，说：“别总想着我，你自己也该多休息。”他笑着把母亲的手包进自己的掌心里，像小时候母亲牵他那样，慢慢往病房走。晚风卷着花香飘过来，他心里只盼着，这样的日子能再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