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他睡觉，伺候他起居，一个月八千。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邻居阿姨端着茶杯，指甲剪得干干净净，但指关节有点粗大。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没看我。 她说，对面楼那个老张头，就是她的“老板”。 对外，他们是黄昏恋，再婚夫妻。但关上门，她就是保姆。 “年轻人不懂，觉得我图他钱，脏。” 她把茶杯在桌上轻轻磕了一下，“我儿子婚房的首付，天上掉下来的？” 我没说话，看着她从一个精致的饼干盒里，拿出一沓药片，按照早中晚分进小格子里。动作很熟练，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 “他半夜咳嗽一声，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把温水递到他嘴边，看着他干瘪的嘴唇一点点把水咽下去，再把杯子稳稳放回床头柜，整个过程不能出一点声响，怕吵醒他下一轮瞌睡。” 她停顿了一下，终于把头转过来看着我，眼神里没什么波澜。 “你觉得这是夫妻？不，这是工作。比这更累的活儿，我也干过。” 她说，那些自己有房有退休金的姐妹，谁愿意来干这个？一个人养养花、跳跳舞，不比伺候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强？ “可我没有。” 她淡淡地说，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丢进水里，没激起多少涟漪。 “他图我身子干净，还能生。我图他有地方住，能给儿子攒钱。大家都不傻，装什么纯情。” 她把分好的药盒盖上，推到桌子中间。 “所以别跟我谈什么感情，也别劝我什么尊严。” “我这就是一份活儿，一份能让我儿子结婚时抬得起头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