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广东的一位朋友聊起她老家的婚礼，我直接惊掉下巴。 我们当时正挤在她家的小阳台上喝茶，傍晚的风扇在角落里嗡嗡转着，吹得茶几上的纸巾袋窸窣作响。朋友抿了口茶，笑着说：“要不，你亲自来看看？”我手机屏幕恰巧亮了一下，是日历提醒——下周原本要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正为礼金的事发愁呢。鬼使神差地，我点了点头。 三天后，我就坐上了去她老家小镇的大巴。朋友忙着筹备，只给了我一个地址和时间。婚礼在镇上的老祠堂办，我循着鞭炮声找去，刚到门口就愣住了。没有预想中的收礼台，只有一张八仙桌，上面堆着些花生糖果。一位笑眯眯的婶婶迎上来，我赶紧掏出准备好的红包递过去。她接过去，用指甲在红包角上轻轻一撕，发出“嗞”的一声细响，然后便塞回我手里，顺手又在我兜里放了个小红包。“车马费，”她眨眨眼，“别嫌少，图个吉利。” 祠堂里摆着十几桌，人声鼎沸。我被安排坐在一群阿婆中间，她们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和我聊天，给我夹菜。新郎新娘过来敬酒，新娘的裙摆扫过老旧的水泥地，扬起一点点灰尘。没有司仪煽情的喊叫，也没有人起哄要新人亲一个，大家就是吃着、笑着，偶尔有小孩举着汽水跑来跑去。席间，我旁边一位阿公掏出个旧怀表看了看时间，小声嘟囔着要回去喂鸽子，便起身走了。没人拦他，主家还追到门口，往他手里又塞了个小红包。 散席时，天色已暗。朋友送我到祠堂外的榕树下，祠堂檐下的红灯笼刚亮起来，照得她脸膛红扑扑的。我问她：“这么办，不亏吗？”她笑了，指着祠堂里正在收拾桌椅的亲友们：“你看，我堂哥、表姐，还有隔壁邻居，都是自己来帮忙的。菜是自家地里种的，鱼是河里打的。大家来，就是图个热闹，认个人。”一阵夜风吹过，榕树叶子沙沙地响，她接着说：“我奶奶说，人情不是塞在红包里的，是坐在这里一起吃顿饭的时间。” 回程大巴上，我捏着那个被撕了个小角的红包，看着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手机又亮了，是同事发来的消息，问我礼金是转账还是包现金合适。我靠在车窗上，忽然觉得有点困，便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