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主席的父亲临终前，把毛泽民和毛泽覃叫到身边叮嘱道：“你们的大哥现在不知道在哪儿，你们把这些地契账本收好，以后好好经营，你们过好了我就放心了。”说完便驾鹤西去。 那会儿的韶山冲，日子过得昏沉。毛顺生老人躺在病榻上，手里攥着发黄的地契，指尖摩挲着纸边磨出的毛茬。油灯晃着，墙上人影拉得老长，像一段快烧尽的蜡烛。他心里明镜似的，大儿子润之，怕是再也回不来这个家了。 老人闭上眼前，把地契和账本推到毛泽民怀里。账本边角被摩挲得起了毛，里头一笔一画记得仔细：某年某月购田三亩，某季收谷十五担，欠柴薪钱八百文……这些数字趴在本子上，沉甸甸的，是一个农民一辈子攒下的踏实。可他晓得，这些“踏实”拴不住那只飞远了的鹰。 那时候的湖南，正憋着一场大雨。长沙街上贴满了“驱张”标语，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室里头，年轻人争得面红耳赤。而毛家老大，早就不在那些田埂之间踱步了。他走在湘江边，看江水混滔滔往北涌，心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的山河。父亲病重时，他或许正在北平的胡同里，和一群热血青年商量着怎么印刊物；又或许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揣着几本禁书，胸口烫得厉害。家书？怕是捎不到他手里。就算捎到了，他拆开看了，那双已经看过《共产党宣言》的眼睛，还能看得进那几亩水田的收成吗？ 毛顺生是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家长。勤俭、严厉、信实实在在的田地与银钱。他送儿子读书，原是指望他识了字能更好地管家业、打官司，光耀门楣。没想到书本成了砸碎旧笼子的砖头。父子间早就有过无声的战争，儿子不肯守着田产，非要跑到山外面去，看什么“世界大势”。老人不懂，只觉得心寒，觉得这儿子“不务正业”。可临了了，那股寒心里头，又渗出一丝复杂的明白。他最后嘱咐里那句“你们的大哥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听着是埋怨，底下藏的，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放手？他知道，老大心里装的，不再是毛家的祠堂，而是外面那个翻天覆地的世道。 毛泽民和毛泽覃接下了地契。他们后来的人生，也远远超出了父亲那句“好好经营”的设想。毛泽民成了红色金融家，管过整个苏维埃国家的钱袋子；毛泽覃战死在了江西的山林里，成了烈士。父亲那点田产，在他们手里，最终也化为了革命洪流里的一滴水。你看，历史就是这样有趣，老人最实在的嘱托，偏偏遇上了一个最不实在的时代。他递过去的是地契，儿子们接过去的，却是一个新世界的蓝图。 有时候想想，中国走向现代的路，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家庭决裂与选择铺成的。老的指着田地说，这是根本；少的望着山外说，那里才有未来。这种代际的“断裂”，痛是真痛，可里头也含着生机。若没有年轻人摔碎那些坛坛罐罐，地契、祠堂、族规，中国或许还蜷在旧梦里。毛顺生老人的悲剧性，在于他至死都活在自己笃信的逻辑里，那是小农经济时代最后的、稳固的逻辑。而他儿子的伟大，恰恰在于勇敢地跳出了这个逻辑，看到了更辽阔的、却也更凶险的远方。 家与国，孝与忠，私产与理想，在那个激荡的年头猛烈地碰撞。一张地契，从父亲颤抖的手里递出，在儿子们手里还没焐热，就被时代的烈风吹得哗哗作响，最终飘向了历史的深处。它没能保住一个家的“安稳”，却意外地参与了一场更大意义的“经营”，一个国家的重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