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36岁的她，刚和65岁的赖雅在纽约结婚，两个人都在各自人生的低谷。她从清末名门一路滑落，看着父母反目，母亲远走，父亲再娶，继母刻薄，自己在冷屋和鞭打中长大。 35岁那年，她与父亲断绝关系，只身去了美国，以为换一片天空就能重来一次，却发现英文稿屡屡被退，稿费少得可怜，而赖雅也只能靠每月那点社会保障金过日子。 偏偏就是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她小心翼翼把消息告诉赖雅，等来的却不是欣喜，而是长久的沉默和一句“现在不适合要孩子”。 他怕他们只是因为孩子才结婚，也怕自己和她连活着都艰难，更对不起一个新生命。理智上，她知道这是事实，感情上，却像被人重重推向悬崖边。 真正让她下决心的，是更深的一层恐惧。她太明白，一个孩子在失衡的家庭里会多么孤独。母亲说过后悔生下她，父亲把怒气都砸在她身上，继母不给饭吃，还当众羞辱。 那样长大的她，从未真正学会被温柔对待，也就不知道该如何温柔地养大一个孩子。她怕自己重演母亲的背影，更怕把同样的伤害复制到下一代身上。 最终，她买来了堕胎药。药下肚不久，疼痛像潮水一般一阵阵袭来，她在床上翻滚，汗水湿透枕头。 等到那团温热从体内滑落，她虚弱地吐出一句“终于下来了”，然后亲手把还未成形的小生命丢进马桶，按下冲水键。水声响起的那一刻，她把自己唯一一次做母亲的可能，一起冲进了黑暗的下水道。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把这件事压在心底，转而把所有情绪写进小说。纸上一遍遍出现破碎的家庭，受伤的女子，迟到又变质的爱情。 到了《小团圆》，她用近乎冷酷的笔触写出那次流产，旁人只看到文字的冷静，却看不到每一句背后，是她对那个未出世孩子的愧疚与思念。 婚后的现实并没有变得温柔。赖雅旧病复发，中风，瘫痪，她一边疯狂接稿翻译，一边端屎端尿照顾这个比自己大近30岁的丈夫。 那个曾经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的才女，在美国窄小的出租屋里，慢慢活成被账单和药瓶追着跑的普通中年人。1967年赖雅去世，她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孤岛。 此后几十年，她像在逃避什么一样不停搬家，住在没有家具的空房子里，地上铺几张纸板，所有行李装在几个纸箱里，随时可以提着离开。 她不再见客，不爱接电话，对信件也懒得拆开，仿佛只愿意和纸上的人物相处。她再也没有做母亲，只是把本可以给孩子的爱和不甘，全部投进一部部作品，让书里的那些人代她活下去。 1995年，警察破门而入时，她已经在洛杉矶的行军床上静静躺了多日，身上穿着一件熟悉的旗袍。后来，她的骨灰被撒进太平洋，没有墓碑，也没有隆重的告别。 那个在1956年冬天被冲走的孩子，那位先她而去的赖雅，那位一生都在远去的母亲，仿佛都在这片海水里和她重逢。她这一生不敢把爱押注在现实的孩子身上，只能把他们写进书里，留给后人一页一页地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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