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澳大利亚104岁科学家大卫·古德尔，彻底对“长寿”失去了期待。 当全世界都在艳羡他百岁高龄、手握荣誉勋章、仍能深耕学术审稿时，他却悄悄攒钱买了飞往瑞士的单程机票，主动寻求医生协助注射安乐死药物。 药物起效之际，他突然睁眼说出的一句话，打破了沉重氛围，却也用生命抛出一个扎心拷问：活得长，就一定是福气吗？ 大卫·古德尔是澳大利亚植物学界的泰斗，手握三个博士学位，年过百岁仍坚持为学术期刊审阅稿件，是圈内公认的“学术狂魔”。按世俗标准，这样光鲜的履历，无疑是“人生赢家”的范本。 可这份体面，终究没能抵过衰老带来的崩塌与尊严的流失，2018年5月，刚过104岁生日的他，决绝地登上从珀斯出发的航班，奔赴瑞士巴塞尔的辅助自杀诊所，开启了一场为“求死”而非“求生”的跨国之旅。 启程面对媒体时，古德尔神情平静，身着印有“可耻地老去”字样的T恤，目光清澈，只留下一句：“我活得太久了，现在已经准备好死去。” 这份坦然背后，是他被衰老裹挟的狼狈与绝望。 84岁是他人生的分水岭，身体机能断崖式衰退：视力模糊到无法阅读挚爱的论文，听力退化到听不见丛林鸟鸣，毕生热爱的网球运动也因体力不支被迫放弃。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绝望，是一次家中摔倒。他形单影只地卧于冰冷地板之上，整整两日两夜未曾被人察觉。直至钟点工前来清扫，才惊觉他的存在。 那一刻，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早已从有尊严的“活着”，沦为毫无质量的“熬着”。而2016年的一场风波，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大学校方以“安全隐患”为由，禁止他继续使用办公室，嫌弃102岁的他每天辗转公交地铁通勤太过危险。虽在舆论压力下学校妥协，却附加了“必须有人陪同”的苛刻条件。 这对一生要强、坚守独立的古德尔而言，绝非关怀，而是赤裸裸的羞辱——这是社会在明确告知他：“你老了，没用了，该退场了。” 那间办公室，曾是他对抗衰老、维系社会价值的“灯塔”，如今灯塔熄灭，他对“苟活”的容忍也随之耗尽。 他拒绝等待意识混沌、沦为任人摆布的“肉球”，可当时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安乐死，无奈之下，他将目光投向瑞士——全球唯一允许外国人申请协助自杀的国度。 5月2日启程后，他先赴法国波尔多探望亲戚，5月7日抵达瑞士，5月9日从容召开新闻发布会。 当被问及临终想听什么音乐时，他脱口而出贝多芬《欢乐颂》，还当场用德语哼唱几句，那份潇洒，仿佛只是奔赴一场寻常假期。 当晚，他享用了人生最后一顿晚餐：炸鱼、薯条与芝士蛋糕，每一样都吃得津津有味，毫无遗憾。5月10日上午11点40分，死亡流程正式启动。 医生严格遵照瑞士法律，反复核对信息、确认他的意愿，古德尔回答得清晰有力，当被问及知晓后续结果时，他淡定回应：“我希望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原本需他亲手转动控制轮注射药物，考虑到他手部无力，医生换成了开关式装置。古德尔毫不犹豫按下开关，《欢乐颂》的旋律在房间里流淌，众人屏息静待终局。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安静离去时，他突然睁开双眼，语气带着几分不耐烦抱怨：“这耗得时间太长了。” 这句话瞬间打破了沉重氛围，在场的家人、医生与记者先是一愣，随即失笑，笑着笑着，眼眶却纷纷湿润。 这便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没有遗憾与不甘，唯有对“拖延”的嫌弃和对体面“谢幕”的急切。 两分钟后，医生宣布他生命终结，旋律依旧回荡，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笑意。遵照遗愿，他的遗体在瑞士火化，骨灰被运回澳大利亚珀斯老家，落叶归根。 古德尔的离去，将一个全球回避的尖锐问题摆上台面：长寿与幸福，从来不能画等号。 他用一生坚守学术严谨，用最后的选择捍卫生而为人的尊严。他曾直言：“人一旦过了50或者60岁，就应该有选择是否继续活下去的自由。” 这话虽扎心，却无比清醒。 他并非厌世，而是厌恶没有质量的长寿，厌恶被困在不听使唤的躯壳里苟延残喘。他渴望的是能聆听鸟鸣、深耕热爱的鲜活生命力，而非机械等待三餐的空洞存在。 这位百岁科学家用生命的最后一程证明：体面的告别，远比赖活着更有尊严；生命的意义，从来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与质量。 他笑着而来，从容而终，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关于生命与尊严的深刻一课。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澳洲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活这么久我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