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黄有良出生在1927年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一个普通的黎族村庄。那时候，日本军队已经侵占海南岛，到处烧杀抢掠，村民们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她从小帮家里干农活，割稻、砍竹，日子虽苦但还算平静。 可1941年那个十月的上午，一切都变了。她在自家稻田里弯腰割稻，阳光洒在金黄的稻穗上，突然一队巡逻的日军冲过来，十多个士兵围住她，扯烂她的衣服，在她身上乱摸。她用力反抗，挠脸踢腿咬人，士兵们怒了，其中一个抽出刺刀高举就要砍。带队的佐藤军官喊住手下，用生涩的中文说“带回去”。她想跑回家，却被士兵追上，用麻袋套头塞进卡车。 卡车开到一处民宅，那里成了日军的慰安所。里面关着十几个姑娘，她们蜷在墙角，脸上满是恐惧。黄有良被推进屋子，士兵们轮流进来施暴，从那天起，她白天被迫洗衣打扫，晚上忍受无尽折磨。那些日本兵毫不顾忌人性，肆意凌辱她们。有些姑娘扛不住，自杀了；想逃的，被抓回毒打。日本军官指挥这一切，从不手软。 这样的苦日子持续到1942年，她已15岁。日军把她关进藤桥镇的军营，铁丝网围着，哨兵持枪把守。慰安所里，更多女子被抓来，海南黎族汉族都有。她们每天面对士兵的暴行，身体虚弱，精神崩溃。黄有良在这里关了两年，受尽摧残。1944年夏天，一个村民冒险去军营，说她父亲死了，需要回家奔丧。日军勉强放人。家人赶紧在村口堆两个假坟，装作她和父亲都死了，然后全家逃到保亭县藏身，直到日本投降才敢回村。 战后，黄有良的生活没好转。她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靠编竹篮和种地过日子。因为慰安所的伤害，她无法生育，村里人背后议论她是“异类”。丈夫脾气坏，常打骂她，孩子们也不理解她的苦。日子清苦，她天天上山砍竹，从早干到晚，闲时就凭记忆画逃亡路线图，怕忘了那段耻辱。 上世纪90年代，黄有良看到电视上其他受害者的报道，决定站出来。1995年，她87岁时，在旧木箱里找到那张用木炭画的草图，那是她从慰安所逃亡的路线，标注着山洞和小溪。她把草图塞进衣兜，眼神坚定，决定加入赴日诉讼队伍。这张图成了重要证据。为了让证词更有力，她每天坐在门口石墩上回忆细节，用木炭记录被掳和逃亡的事。村里孩子围过来，她就讲给他们听：“记住当年鬼子的残忍，和平来之不易。” 有人劝她年纪大，别折腾了。她摇头说：“我不是为钱，是要鬼子认错。”这份坚持让她克服困难。第一次去日本，她晕机吐得厉害，下飞机住酒店，就收到右翼寄的恐吓信，里面恶毒咒骂，还夹刀片。同行的人哭了，她把信扔垃圾桶：“我活了快九十年，什么没见过，怕他们？”庭审时，她拿出草图，大声讲1941年的遭遇和后来的苦难。日本法院不认账，但她没消沉。 2001年7月，黄有良和陈亚扁、林亚金等7名海南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她们是大陆最早一批起诉的，案件从一审到二审，拖到2010年终审，日本最高法院承认事实，但拒赔拒道歉。黄有良多次赴日出庭，面对律师质疑，她直视前方，一字一句回忆那些暴行。败诉后，她回村把经历写成文字，交给村支书，希望讲给更多人听。 她继续向年轻人讲历史，拿出草图讲解。村里有孩子问，她就耐心说。她的故事上了纪录片《二十二》，让更多人知道日军罪行。2017年8月12日，黄有良在陵水英州镇乙堆村家中安静离世，90岁。她没等到日本道歉，但家人按遗愿，把草图和记录捐给抗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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