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关押在上海临时监狱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在路过一个办公室时，他突然跑了进去，然后直接推开后窗户跳到了屋外，最后撬开了墙上的铁丝网越狱逃跑了。越狱成功的中野久勇去了哪儿呢？ 这老鬼子心里素质那是真强。他没往深山老林里钻，反而玩了一招“灯下黑”，直奔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的南京路。他先把身上那套显眼的西装在旧货店卖了，换了钱，然后去九江路的小店买了身长衫，把自己打扮成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手里有了点钱，这哥们儿居然还不想着逃命，反而先去潇洒了一把。他找了个小馆子大吃一顿，酒足饭饱后居然还去泡了个澡，找了个扬州师傅捏脚捶背，晚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安稳觉。这种心理素质，真的让人不得不防。 但钱总有花完的时候。几天“阔少”日子过完，中野久勇瞬间从天堂跌回地狱，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白天混迹江湖半饥半饱，晚上就睡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那时候是大冬天，他又没厚衣服，很快就感冒了。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简直是黑色幽默的巅峰。为了治感冒，中野久勇去药店买了几包阿司匹林粉末。那时候的药很多是粉状的。12月16日，他打算去嘉定投奔个朋友。走到嘉定城门口时，碰上了警察查身份证。 中野久勇当然没有证件，他操着一口带广东腔的普通话，谎称自己叫王寿章，是来做生意的广东人，证件在兵荒马乱中丢了。这套磕儿本来挺圆滑，坏就坏在他身上那两包白色的阿司匹林粉末上。当时的社会背景大家都知道，毒品泛滥，当局正在严打烟毒。警察一看这白色粉末，根本不听他解释什么感冒药，直接把他当成贩毒嫌疑犯给抓了！这真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只越狱的顶级战犯，竟然因为被怀疑贩毒，在嘉定拘留所里关了18天，后来又移送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在关押期间，警察局只要稍微核对一下他的指纹或者照片，这大功劳就到手了。可惜啊，那时候办事效率低，警察只管毒品，根本没往战犯那边想。最后化验结果出来，证明那是阿司匹林，不是毒品，警察居然大手一挥：走吧，没你事了。中野久勇就这么再一次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看守所。那时候全国都在通缉他，结果他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躲了一个多月“避风头”，这简直是对当时军警系统最大的讽刺。 逃过一劫的中野久勇，日子越来越难过。 到了1948年2月，他彻底沦为了乞丐。春节期间，他混在人群里乞讨，靠着人们过年的善心，居然讨到了不少钱，又去旅馆混了几天日子。钱花光了，他觉得乞讨不是长久之计，得找个活儿干。他选中了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那地方坡度大，黄包车、三轮车上桥费劲，需要有人在后面推一把，这就衍生出了一个职业叫“推桥头”。中野久勇就干起了这个苦力活，赚点小费糊口。为了更像个本地人，他还买了一顶旧的“罗宋帽”戴着，乍一看，除了那张脸有点阴沉，跟个苦力没两样。 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因为抓不到人，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他们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中野久勇很可能还在上海，于是采取了最笨但最有效的办法：撒大网。特务、警察、卧底，遍布上海的角角落落。终于，狐狸的尾巴还是露出来了。有卧底线报说，乍浦路桥有个推车的人很可疑。上海警备司令部这次学乖了，没大张旗鼓地抓，而是搞了个“钓鱼执法”。1948年2月28日下午，两名资深探员乔装打扮，一个扮商人，一个扮车夫，骑着三轮车在乍浦路桥来回晃悠。当他们从桥南上坡时，那个戴着“罗宋帽”的推车人上来了。探员一看那张脸，心里就咯噔一下：像，太像照片上的中野久勇了！为了确认身份，扮商人的探员故意掏出一张5000元的大钞，让他找3000元。那推车人接过钱，用上海话嘟囔了一句：“先生，现在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一只大饼也要卖到3千元钱。”这句话，成了他的催命符。 咱们都知道，方言这东西，最难学的就是韵味。中野久勇虽然是“中国通”，但他那句上海话里的“大饼”的“大”字，发音非常生硬，带着一股子浓浓的东洋味，听着特别别扭。 “这人绝对是日本人！”两个探员对视一眼，都不用说话，就在接过找零的那一瞬间，一副锃亮的手铐直接铐在了他的手腕上。 这只滑溜了两个多月的泥鳅，终于落网了。 这次被抓回去，直接送进了提篮桥监狱，那是真的插翅难飞了。在法庭上，面对那些确凿的罪证，中野久勇再也没了往日的嚣张，只能低头认罪刑场上，第一枪打下去，这家伙生命力顽强，还在地上蠕动，行刑人员二话不说，上去又补了一枪，彻底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回顾这段历史，咱们不禁感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野久勇的越狱，看似是由于看守的疏忽和制度的漏洞，让他钻了空子；但他最终的落网，又恰恰证明了无论怎么伪装，罪恶的本质是掩盖不住的。 内容取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