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非常惊奇，为何刘邦的主要班底像萧何，曹参，樊哙。 沛县这个地方在秦代其实并不起眼，也就是个普通的县城。 但就是在这里，刘邦当泗水亭长的时候，身边已经聚集了一群后来改变历史的人。 萧何当时是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曹参是监狱管理长，樊哙是市井里的屠夫，夏侯婴则是个赶车的车夫。 本来想他们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到退休，但后来发现秦末的乱世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剧本。 公元前209年刘邦在丰西泽放走徒役，这事儿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这些平时看似不起眼的人，第一次真正凝聚在一起，开始了反抗秦朝的征程。 类似的情况在元末的凤阳也上演过。 朱元璋小时候和徐达、汤和他们在濠州钟离乡一起放过牛，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些穷孩子以后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常遇春虽然是怀远县人，但和凤阳离得不远，也算半个同乡。 元末的凤阳地区灾荒不断，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当流民，很多人无奈之下加入了红巾军，朱元璋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步步从普通小兵成长起来的。 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徐达带领的水军战术突破，把陈友谅的船队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候谁还记得他当年是个放牛娃呢？ 这些乡土人才集群的崛起，离不开领导者的识人用人能力。 刘邦这个人虽然毛病不少，但在用人上确实有一套。 萧何原来是管文书的县丞，刘邦就让他负责后勤，结果萧何把粮草军械打理得井井有条，成了汉军的生命线。 换成别人可能未必敢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基层小吏。 朱元璋对徐达也是一样，不仅信任他，还和他约法三章，让他放开手脚带兵打仗，这种信任在乱世中可是最难得的。 乡里乡亲的关系网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这种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让这些同乡在合作时少了很多猜忌。 就拿沛县那群人来说，萧何、曹参平时就和刘邦关系不错，樊哙还是刘邦的连襟，这种自带的信任基础，比后来招募的将领要可靠得多。 在战场上，大家知根知底，配合起来自然更默契，凝聚力也就更强。 当然，时代机遇也不能忽视。 秦末和元末都是乱世，原来的社会秩序被打乱，阶层固化的天花板被打破了。 在和平年代，萧何最多当到县令，樊哙一辈子也就是个屠夫，但乱世给了他们逆袭的机会。 秦朝的郡县制虽然严密，但基层官吏其实掌握着不少实际权力，这些经验在起义后成了他们的资本。 元末科举停摆，很多读书人没了出路，只能另谋生路，这也为朱元璋的队伍输送了不少人才。 如此看来，历史上这些“龙兴之地”的人才井喷，从来都不是偶然。 它是领导者的知人善任、地域网络的天然信任，以及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每个时代其实都有很多像萧何、徐达这样的潜力人才，关键在于有没有人能发现他们，给他们机会。 毕竟，所谓传奇，不过是平凡人在被赋予信任和机遇时，爆发出的非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