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竟笑了。他冲我军团长喊：“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全场惊住。那年4月，浙江宜兴战俘营 ​​现场的士兵们手里的枪都顿了一下，面面相觑。 1949年4月，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竟笑了。他冲我军团长喊：“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全场惊住。那年4月，浙江宜兴战俘营 ​​现场的士兵们手里的枪都顿了一下，面面相觑。 暮春的宜兴还裹着几分湿冷，战俘营就设在城郊一座废弃的祠堂里，斑驳的墙面还留着战火的弹痕，地上铺着薄薄一层稻草，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硝烟和淡淡的霉味。刚打完渡江战役外围战的三野某军团，把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官兵押解到这里，士兵们握着上了膛的步枪，神情肃穆，连日的作战让他们眼底带着疲惫，却丝毫不敢松懈——谁也不敢保证，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里，会不会有暗藏的顽固分子。 被押在队伍中间的沈砚之，是这批战俘里军衔最高的国民党副师长。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沾满尘土的黄呢军装，肩章早已被扯掉，袖口磨出了毛边，脸上沾着泥点，却难掩眉宇间的沉稳。被俘以来，他一直沉默着，低着头，不像其他战俘那般惊慌失措或怨声载道，直到目光扫过站在营地门口的军团长李诚，他紧绷的嘴角忽然扬起一抹释然的笑，那笑容打破了战俘营的压抑，也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沈砚之的声音不算洪亮，却清晰地穿透了营地的寂静，带着几分急切，又藏着笃定。 握着枪的士兵们瞬间僵住，手里的步枪下意识顿了一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满是震惊和疑惑。有人悄悄嘀咕：“这战俘怕不是疯了？竟敢冒充中央军委的人”“就是，都被俘了还嘴硬，怕是想耍什么花样”。议论声不大，却足够让在场的人都听见，原本肃穆的营地，渐渐多了几分嘈杂的骚动。 李诚眉头紧锁，快步走到沈砚之面前，目光锐利地打量着他。眼前这个男人，眉眼间确实有几分熟悉，可战火纷飞多年，人事变迁，他一时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是谁？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冒充中央军委人员，是想找借口脱逃吗？”李诚的语气严肃，带着军人的威严，手里的马鞭微微抬起，却没有落下——他隐约觉得，沈砚之的眼神太过坚定，不像是在说谎。 沈砚之迎着李诚的目光，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缓缓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衣领内侧，声音压低了几分，却字字清晰：“老同学，黄埔六期，西操场比武，你输了我半招，还欠我一碗热汤面，忘了？”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李诚的记忆闸门。1930年的黄埔军校，少年意气风发，他和沈砚之同为六期学员，两人年纪相仿，又都身手不凡，平日里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友。西操场的那场比武，他确实因为一时疏忽，输给了沈砚之半招，赛后沈砚之拉着他，在军校门口的小面馆里吃了一碗热汤面，笑着说“输了不丢人，往后战场再见，可得全力以赴”。可抗战爆发后，两人被分到了不同的部队，一个追随共产党投身革命，一个留在国民党军队，从此断了联系，再见面时，竟已是战俘与胜利者的身份。 李诚的眼神缓和了几分，却依旧没有放松警惕——多年未见，谁能保证沈砚之没有变？谁能证明他口中“中央军委的人”不是谎言？“就算我们是黄埔同学，你也不能随口编造身份。”李诚沉声道，“现在你是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老实接受看管，别耍花招。” “我没有编造。”沈砚之的语气急切了些，左右看了看围观的士兵，轻声说道，“1943年，我受中央社会部指派，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代号‘寒松’，直接对接中央军委情报处。这次被俘，不是战败，是我故意留下来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转移一批核心作战地图，还有潜伏在我方的特务名单，我必须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 他说着，缓缓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小块用油纸层层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递给李诚：“这里面是暗号和联络方式，你交给上级核实，只要核对无误，就知道我没有说谎。” 李诚接过油纸，指尖能感受到里面薄薄的纸片，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他看着沈砚之，想起当年黄埔校园里那个正直热忱的少年，又看着眼前这个身陷囹圄却眼神坚定的男人，一时竟难以抉择。身边的参谋低声提醒：“团长，小心有诈，不如先把他关押起来，再向上级汇报核实，免得出意外。” 李诚点了点头，没有立刻相信沈砚之的话，却也没有再像对待其他战俘那般严苛，只是吩咐士兵：“把他单独关押在旁边的厢房，严加看管，不许苛待，也不许让他接触其他战俘。” 士兵们应声上前，沈砚之没有反抗，只是看着李诚，轻声说道：“老同学，我知道你有顾虑，可时间不多了，那些情报一旦被国民党转移，会给渡江战役后续作战带来很大麻烦，还会有很多同志遭遇危险。”他的眼神里满是恳切，没有丝毫伪装，那是历经多年潜伏，终于找到组织、看到希望的迫切。 李诚没有回应，转身拿着油纸，快步走向营地指挥部。他立刻草拟电报，连同沈砚之提供的暗号和联络方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