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军营长史恩华被日军包围，师长大惊，连忙组织人员营救，谁知营长却说：日军太多，我突围不了，唯有以死报国！ 9月22日，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覃异之的心猛然一紧。他的声音因焦虑略显沙哑：“恩华，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快想办法突围！”电话另一端一片嘈杂，夹杂着断续的枪响与呼喝。 短暂的沉默后，传来营长史恩华坚定的答复：“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师长，我们来生再见。”说完这句话，他将话筒一放，再没有接起。 史恩华是谁？他是湖北沔阳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29岁就担任第52军195师1131团三营营长。一个刚刚新婚三天的青年，却在战火点燃时毅然转身奔赴前线。 挥别爱人时，他把红绸喜帕塞进妻子手里：“这仗不打，我就不是个丈夫。”那一年是1939年，日军大举进攻湘北，长沙告急，新墙河成为决定南中国命运的最后一道屏障。 史恩华率领五百将士，驻守新墙河北岸草鞋岭和笔架山要地。自9月20日起，连续三天三夜抵御日军六个大队的轮番冲击。 他站在泥泞的战壕中，亲自指挥火力配置，挥臂换弹，不眠不休。士兵们将他当兄长看，他则将所有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阵地一次次被炮火掀翻，五百人始终死守原地，无人退缩。 到了第四天凌晨，敌人的第十二次总攻开始，炮火覆盖了整个阵地。史恩华带头冲出掩体，迎着弹雨提刀搏杀，一连刺倒三人，胸膛却被几发子弹洞穿。 他倒地的瞬间，仍大喊：“不要管我，快速转移！”他用最后一口气，完成了营长的职责。这句嘱托，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战后，全营官兵无一生还。当地百姓上山掩埋遗体时，只见遍地尸骨弹孔累累，衣物破碎，已无法辨认身份。他们将五百将士合葬一墓，墓前刻下“忠烈之魂”。而史恩华的遗体，因特征稍显完整，被另建小墓，碑文仅六字：“中华魂·史恩华”。 但史恩华的忠勇，并非孤例。在他的背后，是一个真正将“为国而战”刻入骨血的家族。他的父亲史静安，是仁济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战前在上海行医，琴棋书画皆通。抗战爆发后，这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却主动请缨，前往第一伤残军人教养院担任医务主任。 史家长子史恩荣是黄埔七期生，在台儿庄血战中牺牲，年仅31岁。噩耗传来，史静安并未声泪俱下，而是对部队长官说：“死得其所，不必难过。”他当即拒绝领取抚恤金，将这笔钱捐给抗战。此后，次子史恩华、三子史恩富、四子史恩贵相继参军，奔赴不同战场。 姐妹们也没有躲在安全区，长女史绍英主动承担家务，照顾父亲与战地伤员，次女史绍苓甚至在医院做起了护理员。每一日都与血与痛为伍，连吃口饭、喝口水都是奢侈。 1941年4月，史静安在连续看诊百余名伤兵后，夜归途中病发去世。他被安葬在芷江偏山，连墓碑如今都已难寻，但他一生的风骨，早已随儿子的名字，刻进这段历史。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史家人似乎都默默以此为誓。他们不是战神后代，不是将门世家，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把生命看作最轻的东西，把民族放在最高的位置。没有一个人选择逃避，哪怕明知前方是必死之地。 几十年后，2013年，史恩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迟来的荣誉，像是历史低头的致歉。但那一块碑文、那片山岭、那五百条命，早已化作湘北风骨的一部分。长沙保卫战三战三捷的背后，有他们的鲜血在支撑。 他们的牺牲，不为名、不为利，仅为那一句刻骨铭心的信念：中华不可亡，寸土不能让。 如今的山河无恙，已无烽火狼烟。可我们之所以能安然读书、平静生活，不正是因为无数像史恩华那样的人，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替我们守过一程？ 英雄不是冷冰冰的雕像，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有父母、有兄弟、有未完成的婚礼和未来。他们也会怕，也会痛，但却在国家与民族需要的那一刻，选择了“以死报国”。 这不是一场突围失败的悲壮，而是一场家国并肩的壮歌。 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言语，只留下一句胜过万言的誓言：“来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