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我躲在尸堆下，任滚烫的人油浇在自己身上 有人问，什么是“人间炼狱”？答案不在地狱，而在1937年的南京。不是所有战争都讲究胜负，有的，只为了杀人泄愤。这些幸存者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天的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的那一刻，没有像样的抵抗，没有有序的撤离。日军的坦克碾过中山路的青石板，枪声取代了叫卖声，刺刀架上百姓脖子时，人们才惊醒——这场侵略从来不是军人之间的较量，而是针对手无寸铁者的猎杀。幸存者唐广普后来在口述中反复提及那个画面：“大街上全是奔跑的人，哭喊声混着枪声，跑慢一步就是一刺刀，血顺着石板缝往下流。” 他和成千上万的市民被日军连踢带打赶往草鞋峡，这个两侧是陡峭山壁、出口直通长江的峡谷，成了日军精心挑选的“屠宰场”。三天三夜，峡谷里挤满了男女老少，甚至有刚满月的婴儿。日军像操作流水线一样冷酷，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挨个补捅，最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堆了三层，血流到脚面，空气里全是烧焦的人油味，呛得人喘不过气。”唐广普凭着求生本能，在乱尸堆的缝隙里蜷缩起来，浑身沾满了黏稠的烧焦脂肪油。 “人油是真的烫，烫得皮肤起泡流脓。”老人后来抚摸着手臂上的疤痕，声音仍在颤抖，“但我不敢擦，也不能动，身边的人要么已经断气，要么还在抽搐，一动就会被日军发现，迎来一刀。”他在尸堆下藏了两天两夜，不敢哭不敢喘气，听着日军的狂笑、机枪的扫射声，还有汽油燃烧时尸体爆裂的声响，直到屠杀声远去，才从死人堆里慢慢爬出来。草鞋峡这一处，短短三天就有57400余人遇难，日军为了毁尸灭迹，把烧不尽的尸体推入长江，江水被染成殷红，漂浮的残肢在阳光下泛着令人作呕的红光。 南京城的苦难远不止草鞋峡。下关码头的中山桥渡口，目击者看到日军把捆绑好的战俘推进江水，用刺刀刺穿挣扎者的胸膛，“水里的人都没叫出声，嘴被布条缠得死死的”；安全区本是西方人士搭建的避难所，最多时收容了29万难民，却成了日军施暴的乐园。14岁的邻家女孩被强行掳走，三天后尸体被扔回院中，脸面难辨；7岁孩童被当作“投掷练习”的靶子，从楼上反复丢下直至死亡；德国医生维尔姆在日记里记录，每天晚上都有几百名妇女被掳走，清晨被抛回时早已失去人形。 幸存者朱绍云的遭遇更令人心碎，他和哥哥被迫在江边搬运尸体，“一天之内至少看见13000多具尸体，堆得像小山”。哥哥只因动作慢了些，就被日军一刺刀捅进胸膛，扔进焚尸坑。日军甚至命令幸存者“用尸体点尸体”，一层死人浇油，一层尸块点火，用人油助燃，以此节省汽油。远东国际法庭后来查证，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实施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遇难总数超过30万人。 这些暴行不是个别士兵的失控，而是自上而下的纵容。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纵容士兵烧杀抢掠，甚至有军官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还对此进行了得意的报道。他们不仅屠杀生命，还疯狂掠夺，南京城内一半以上的商户被洗劫，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近二十万件古玩书籍被抢走，这座千年古都沦为废墟。 西方人士的记录成为铁证。拉贝日记里写着“12月17日当天，我亲眼处理了41起强奸案”；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目睹日军闯入校园，架起机关枪搜查，事后掩埋了几百件士兵的棉军服以防被发现；马吉牧师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的影像，成为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关键证据，画面里三名中国女子被反绑轮奸后砍杀的场景，至今让人不忍卒睹。 87年过去了，截至2025年5月，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在世幸存者仅剩26人。他们的皱纹里刻着苦难，疤痕上记着罪行，每一次口述都是在为30万遇难同胞发声。这段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唐广普身上滚烫的人油疤痕，是朱绍云失去的哥哥，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哀嚎。 铭记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软弱就会招致欺凌。30万同胞的生命不能白牺牲，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不能被抹去。唯有铭记这段苦难，才能珍惜当下的和平，才能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底线更加坚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