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怎么不回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北平城的秋意已浸着寒意，西长安街的宅院被日军的皮靴踏得凌乱不堪。刘文典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沾着灰尘，站在满地狼藉的书堆前，目光落在那本被撕去封面的《庄子补正》上——那是他耗费十年心血的手稿，此刻正被日军士兵随意踩踏。翻译官是个留着分头的中国人，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又对着刘文典狠狠瞪了一眼，语气里满是威胁：“刘教授，别给脸不要脸，太君问你家里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还有有没有跟抗日分子往来！” 没人知道，刘文典这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气节。他早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研读哲学与国学，一待就是七年。彼时的他，不仅能流利地说日语，还能精准解读日文古籍中的晦涩字句，甚至能和日本学者辩论国学要义。可他留学的初衷从来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思，想在异国他乡学好知识，回来报效祖国、振兴国学。那些年，他在日本受尽冷眼，却始终坚守着中国人的底线，从不因精通日语就刻意讨好，更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日军士兵见刘文典拒不吭声，端着三八大盖的枪口又往前递了递，枪托差点撞到他的胸口。翻译官见状，又凑上来低声劝诱：“刘教授，你就说句日语应付一下，太君高兴了，还能饶你一命，你的那些书也能保住。”刘文典缓缓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刺骨的冰冷。他抬手拂去长衫上的灰尘，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依旧是那句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这话一出，翻译官脸色瞬间惨白，日军小队长也怒目圆睁，拔出腰间的军刀，刀尖直指刘文典的咽喉。周围的日军士兵纷纷围了上来，气氛紧张到极点，仿佛下一秒就会枪响。刘文典却依旧挺直脊背，没有丝毫退缩，他望着眼前这群侵略者，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嘲讽：“我虽留日多年，却深知倭寇侵华，践踏我山河、屠戮我同胞，此乃不共戴天之仇。我刘文典是中国人，是北大教授，岂能为苟活，开口说仇人的语言？” 他的话音刚落，日军小队长就挥了挥手，士兵们立刻上前，把他屋里的藏书、手稿、字画翻找一空。那些珍贵的古籍善本，有的被撕碎，有的被扔进火盆，有的被士兵随意揣进怀里。刘文典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被损毁，心疼得浑身颤抖，却始终没有开口说一句日语，哪怕是一句求饶的话。日军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找到所谓的“值钱东西”和“抗日证据”，又碍于刘文典是知名学者，不敢轻易下杀手，最终只能放他离开，却抢走了他仅剩的几箱珍贵手稿。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有没有后悔过拒绝说日语。刘文典坐在破旧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本残缺的古籍，缓缓说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文人，没有扛枪打仗的本事，却能守住文人的风骨。日语我会，但绝不在侵略者面前说，这不是固执，是底线。”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拒绝留在日伪控制的北平，辗转千里，徒步南下，历经艰险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讲学。课堂上，他依旧讲授《庄子》《楚辞》，依旧怒斥日军的暴行，依旧教导学生“学为国人，当守气节”。 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的年代，有太多像刘文典这样的文人，他们没有铠甲，没有枪炮，却以笔为剑，以节为骨，在侵略者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守着中国人的尊严与底线。他们的风骨，不是居高临下的孤傲，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坚定，是宁死不屈的赤诚。比起那些屈膝投降、助纣为虐的人，刘文典那句“我以说日本话为耻”，不仅是一句誓言，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文人风骨，国之脊梁。越是国难当头，越能看清一个人的初心与气节。刘文典用一生践行了“士不可不弘毅”的信条，他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文人的尊严，更守护了一个民族的气节。这份风骨，穿越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不能丢掉民族的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