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程寿山的手指还停留在血压计冰凉的金属旋钮上，额头上已经沁出细密的汗珠。病床上的蒋经国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得像旧报纸，那双曾经在无数重要文件上签字的手无力地搭在绒毯上。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接到电话时正在家里吃晚饭，听筒里传来碗筷落地的脆响。整个士林官宅顿时活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医护人员抱着医疗器械在长廊里小跑，脚步声在磨石子地上敲出急促的节奏。 “荣总”医院的特护病房早就准备着，各种仪器闪着幽绿的光。护士们悄无声息地接上心电监护，胶布贴在苍老的皮肤上发出轻微的嘶啦声。医生盯着示波器上起伏的波形，眉头拧成了结。走廊尽头，几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不停看表，交换着凝重的眼神。 这事说来挺有意思。当年给蒋经国配的医疗团队足足有二十多人，全是岛内顶尖专家，每天要记录他的体温、脉搏、饮食和排泄情况。可偏偏是血压这个最基础的指标出了大问题。就像精心搭建的防洪堤，最后被蚂蚁蛀穿了。那些年台湾政坛流行一句话“先生龙体欠安”，每次见报都让股市抖三抖。可老百姓哪里知道，他们每天在报纸头版看到的人，身体已经糟到这个地步。 记得我老家有个老中医常说，人的身体就像一座老钟，年轻时候怎么摔打都走得准，年纪大了就得小心伺候着。蒋经国这台“老钟”其实早就发出过警告。三年前他在阳明山开会时突然晕倒，后来糖尿病越来越严重，眼睛看东西都模糊。有回公开活动，秘书悄悄在旁边扶着他走路，电视镜头赶紧切走。这些细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暴雨前的蚂蚁搬家，明明痕迹都在，就是没人当真。 医疗小组的专家们心里都清楚，这种突发状况绝不是偶然。那天参与会诊的心血管科主任后来在日记里写，他看见病历上密密麻麻的用药记录，各种激素和降压药相互打架。这就好比既要给破旧的房子加固，又得天天在里面敲敲打打搞装修，哪头都顾不上。 那边“荣总”病房里正在抢救，这边总统府的电话线都快烧着了。幕僚们关起门来开会，烟灰缸里堆满烟蒂。有人提议立即发布新闻稿，有人坚持要等病情稳定。墙上的时钟滴答走着，每个人的脸色都比病房里的还难看。这种事情在权力金字塔顶端太常见了，健康从来不只是健康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就像舞台上的皮影戏，观众看见的是光鲜亮丽的影子，幕后操线的手早已抖得不行。 有个跑政治线的老记者，他说那年八月特别闷热，新闻局门口总蹲着不少记者，大家互相使眼色，却没人敢第一个发消息。直到第三天，官媒才放出短短三行字，说领导人“偶感风寒需要休养”。其实那会儿蒋经国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医疗团队已经下过两次病危通知。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搪瓷杯，外面印着鲜艳的牡丹花，内胆却布满裂纹。 说来也怪，那个年代的信息封锁得像铁桶，但市井里总有各种传言。菜市场里卖米粉的大婶会悄悄跟熟客说，最近官邸采购的药材量特别大；出租车司机听着电台里的京剧，突然冒出一句“怕是熬不过冬天咯”。普通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感知着权力的变化，就像海边的人看潮汐，不需要气象预报，看看沙滩上螃蟹的动静就明白了。 这场抢救持续了整整五天。医疗小组从美国调来的新药放在冰桶里由专机送达，病床换成了德国进口的自动升降床。可惜再先进的设备也修不好磨损过度的齿轮。出院时蒋经国瘦了整整八公斤，西装穿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官方照片里他笑着向民众挥手，可站在前排的记者看见，他的手指一直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权力这玩意儿真是矛盾。能调动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却买不回一天的健康；身边围着上百人的团队，其实连量个真实血压都难。程寿山后来离开台湾去了美国，有次在同学会上多喝了两杯，红着眼睛说：“我们当医生的，最难受的不是治不好病，是明明知道怎么回事，还得配合着演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