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田仲樵这个人，出生在1907年的黑龙江穆棱县一个普通村子，从小就过着农村日子。九一八事变后，她眼见家园被占，民众遭罪，就在1931年加入抗日救国会，当起交通员。次年，她正式入党，成为中共党员。那时候，她主要负责在敌占区传递情报，联系同志，工作风险极大。她身材矮小，只有1米5出头，但干劲十足，人称“田疯子”。她在牡丹江和哈尔滨一带活动，跟抗联很多领导如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都有过合作，还帮着护送干部过境到苏联。她开辟秘密线路，多次避开日伪军检查，完成转移任务。这些经历让她从普通农家女变成抗联骨干，担任过宁安县委书记，是东北唯一的女县委书记。 1937年春天，她接到命令去牡丹江开展城市抗日工作。她寄住在地下联络站，混进日军仓库的服装厂，当工人。她靠着说服工人，发展党员，很快就拉起三十多人加入抗日会，还跟王青山一起建起牡丹江市委支部。四月，她们决定行动，烧掉日军仓库，毁掉近千吨军粮和物资。这事干成后，日军气急败坏，四处张贴通缉令追捕她。她只好剪短头发，抹上泥灰，扮成乞丐模样，在街头躲藏，避开巡逻队。那段时间，她跟荀玉坤结婚，他是个教书先生，父母安排的。荀玉坤起初不知道她的工作，但见她老外出，就跟踪发现她接头的事。他追问，她没全说。组织觉得他本质不坏，就教育他加入。可荀玉坤骨子里胆小，软弱，这点后来暴露无遗。 1938年夏天，因为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她在刁翎镇第一次落网。日军掌握了部分情报，对她用尽手段审问。她坚持说自己是普通妇女，没吐露关键。几个月后，敌人没证据，加上情报过时，就放了她。回家后，她检查藏情报的地方，一切还在，但她留意到荀玉坤表现不对劲。这次脱险让她更小心，可没多久，1939年春节她在林口县执行任务，又被抓。这次敌人证据更足，认定她是抗联要员。审问升级，她遭受各种折磨，但没松口。关键时刻，她听到隔壁荀玉坤的声音，他出卖了她，说出她平时活动细节。这让她确认丈夫成了叛徒。 面对荀玉坤的背叛，她没崩溃，反而想出对策。她突然表示全招，写下一些组织早已废弃的旧情报，如过时的联络点和计划。日军拿着这些去行动，几次都扑空，抓不到人，损失兵力。他们恼火，但觉得她还有用，就放松警惕，把她从死牢转出，安排干杂活监视。她利用这机会，观察监狱情况，记下布局和守卫习惯。荀玉坤因告密有功，住单独院子。她磨尖铁条防身，但没用上。她准备两张纸条，一张假冒组织指令，让他偷日军布防图；另一张是假地址。她塞进他衣袋和藏处。第二天，她向看守检举荀玉坤是真共产党，意图反噬。日军搜查找到纸条，勃然大怒，当场枪毙了他。 除掉荀玉坤后，日军迁怒她，加重惩罚。她选择装疯，在牢里表现异常。敌人觉得她废了，没价值，就扔出监狱。她用疯癫伪装，在特务监视下，继续为组织传情报。1941年，她准备接应延安特使时，又遭宋一夫出卖，在牡丹江第三次被捕。这次关押四年，遭受老虎凳、电刑、竹签钉指甲等酷刑。她瘦成一把骨头，但没供出同志。期间，她试图从二楼跳窗逃跑，腿骨断裂，没成功。转到哈尔滨警察署，继续受折磨。她坚持装疯，敌人没辙。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监狱大门打开，同志们把她扶出。她先去五常山区，找到抗联第十军幸存者，王亚臣带的两百多人。他们藏林中多年，她领队下山，交给李兆麟部队。 获释后，她腿伤严重，几乎瘫痪，还有心脑问题。组织安排她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治疗，一位姬医生帮她恢复行走。她活到2005年3月15日，享年99岁。回顾她一生，四次被捕，三次脱险，最后见证胜利。她不光是抗联女英雄，还代表了无数东北地下工作者。她的经历显示，抗日不是光靠枪炮，还需要智慧和韧劲。面对叛徒，她果断处理，没手软，这点体现了革命纪律。宋一夫这种人，出卖同志，导致很多人牺牲，他的下场也惨，被组织除掉。田仲樵的故事告诉我们，战争中人性复杂，有人坚强，有人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