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几个刺刀同时刺进了79军军长王甲本的腹部，这位打了半辈子仗的将军，就这么倒在了山道上，成了整个抗日战争里，牺牲在白刃战中的最高将领。 山道上的竹叶还挂着晨露，将军倒下的地方，鲜血很快渗进红土地，与三十多年前父亲讲述的战场故事重叠。 天刚蒙蒙亮，手枪排二十多人在前头开路，王甲本和副官吴镇科跟着几个参谋走在后头，谁也没注意密林中上千双眼睛正盯着他们。 “什么人？”前头突然有人喝问，话音未落，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穿便衣的日军像潮水般从竹林里涌出来。 手枪排士兵立刻散开还击，枪声惊飞了枝头的山雀，几个人刚跪姿射击就一头栽倒，剩下的边打边撤，想护住后面的军部人员。 王甲本左臂中弹，鲜血顺着军装袖口滴在枪柄上，他反手拔出南部手枪连开数枪，最前头的两个日军应声倒地，可子弹转眼就打光了。 他扔掉空枪，弯腰捡起地上的三八式步枪——这把日军制式武器此刻成了最后的武器——枪托砸在敌兵头盔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日军的刺刀从四面刺来，他转身格挡，左臂的伤口被扯得更开，血糊住了眼睛，却死死盯着最近的那个敌兵。 当三把刺刀同时刺入腹部，他没有后退，反而往前一步，右手猛地抓住最近的刺刀刃，指骨被切开的声音混着枪声，在山谷里回荡。 副官吴镇科想冲过去，却被流弹击中肩部，眼睁睁看着将军靠在玉霁亭的石栏上，脖子上又添一道刀伤，才缓缓闭上眼。 整个过程不过十分钟，手枪排全员阵亡，43岁的军长就这么倒在东安的山道上，竹叶落在他染血的将军服上，像父亲当年讲武堂毕业时的勋章。 1901年的云南富源，王国栋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想起自己在讲武堂的岁月，那时他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比自己走得更远。 王甲本从小听的是重九起义的枪声，看的是父亲擦拭的军刀，17岁那年，他背着包袱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四期炮兵科的教室里，他的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 毕业后从滇军排长做起，北伐时跟着范石生部转战，别人躲炮弹，他往前冲；士兵没饭吃，他把自己的干粮让出去——这样的军官，从营长到团长，只用了五年。 1929年授少将旅长时，他特意回了趟家，父亲摸着他的肩章说“莫忘了打仗是为护百姓”，这句话后来刻在他的作战日记扉页。 1937年抗战爆发，已是十八军九十八师副师长的他，带着部队从武汉奔赴上海。 淞沪的罗店成了血肉磨坊，日军的飞机大炮把阵地翻了个底朝天，他在战壕里指挥，炮弹在身边爆炸，三十多块弹片嵌进身体，军医要抬他下去，他指着前方：“我走了，阵地谁守？” 战后升师长，南昌会战在修水河两岸与敌拉锯，他带着敢死队夜渡，在芦苇荡里潜伏整夜，天亮时突然杀出，掩护大部队撤退。 长沙三战，他率部袭扰日军补给线，在岳麓山下设伏，炸掉的军车火光映红了湘江；鄂西会战，他在山径间疾走，鞋子磨穿就用布条裹脚，硬是比日军早两小时到达伏击点。 1943年当上七十九军军长，士兵背后叫他“硬仗将军”，说跟着王军长，再硬的骨头也啃得下，这枚云麾勋章，就是长沙会战后委员长亲自给他别在胸前的。 1944年夏天的“一号作战”，日军像蝗虫一样扑向湘桂，衡阳第十军孤守四十多天，蒋介石急电七十九军驰援。 王甲本带着部队从几百里外赶来，白天躲飞机，晚上打手电行军，士兵脚上的血泡磨破了，就在草鞋里塞把稻草。到了衡阳外围，他亲自带队夜袭，敢死队员嘴里咬着刀，摸到城边却被铁丝网挡住，日军的机枪扫过来，人一批批倒下。 衡阳失守那天，他站在山头望着城内浓烟，一拳砸在树上，“第十军的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随后带部南撤，在冷水滩截住日军一一六师团，江渡边良雄的大队被打垮时，河里漂着的日军尸体让水都变了色。 部队后来找到他时，玉霁亭的石栏已被血染红，当地村民刘理谷从树后出来，看着将军紧握刺刀的手，想起自己被日军杀害的儿子，回家把给祖母备的楠木棺材抬了来。 邻村的廖明宣也推来自己父亲的棺木，两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在夜里把将军葬在张家冲的坡上，没有墓碑，只有几株松柏作记。 七十九军残部在武冈开追悼会，全军披麻戴孝，有人念悼词时哭到晕厥——这位打了十一场大会战的将军，终究没能看到胜利。 1985年，民政部的烈士证明书送到富源老家，王甲本的名字被刻进纪念碑；2014年，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上，他的事迹终于广为人知。 刘理谷守了三十多年坟，临终前拉着儿子刘本智的手：“别忘了给将军添土。”刘本智守到2009年，又把这事交给儿子刘孟江——一家三代，八十载春秋，清明时总会在张家冲的坡上，摆上一碗家乡的米酒。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王甲本的小儿子王宁生站在天安门城楼下，手里的照片里，父亲穿着军装，眼神像年轻时一样亮，仿佛在问：今天的山河，可还如我们当年守护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