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家周扬回乡探亲，顺道去看前妻吴淑媛墓，谁料，半路突然大雨倾盆，顿感慌张，立马转身离开，不敢去坟前。   益阳板桥周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族，祖上能追到三国东吴大将周瑜。   1908年，这个家族出了位后来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旁人都喊他“二少爷”。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时，房东是位叫姚仁涛的私塾先生，先生有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年纪和周扬相仿，模样长得标致。   姚先生觉得两人般配，就跟周扬的母亲提了句：“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后来周扬邀着同学去吴公馆看亲，进门就见吴淑媛在绣花，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肩头，周扬一看就满意了，笑眯眯地回了家。   吴淑媛乳名“娇娇”，身边人都叫她“娇小姐”，她对周扬也是一见倾心，16岁那年，两人顺理成章成了亲。   刚结婚那阵，小两口好得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只杯子一把壶。   周扬初中毕业去长沙读高中，后来又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吴淑媛始终跟着他，里里外外打理得妥当。   周扬在上海的生活全靠吴淑媛撑着，她把外婆陪嫁的一大包金首饰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就取一件换钱。   这份信任和付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回吴淑媛在周扬的西装口袋里翻到异性写的信，她没闹没问，坦然地把信还给了丈夫。   1928年，益阳有两位女共产党员为了避祸跑到上海找周扬帮忙，周扬说要和她们假扮夫妻、兄妹同住二十多天。   跟吴淑媛商量时，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眼里全是对丈夫的支持。   变故发生在1934年深秋，那时吴淑媛已经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把她和两个孩子送回益阳待产。   往常这种时候，周扬总会等孩子生下来再回上海，可这次他没等，临走时只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信笺纸，嘱咐她“常给我写信”。   吴淑媛哪能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往后两人只能靠信笺联系。   周扬回上海后像换了个人，脱下常穿的西装，换上白绸长衫，戴起白色礼帽，身边多了个复旦大学的女学生苏灵扬。   远在益阳的吴淑媛对此一无所知，1935年春天她收到周扬的信，说“暑假就回益阳”，她立马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动手给丈夫做他爱吃的甘草梅。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又甜又脆，装在粉彩瓷坛里放在摆柜上，孩子们再馋也知道是给爹爹留的，谁都没动。   可暑假到了，周扬没回来，那坛梅子就一直放在那儿。   到了第二年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做了第二坛，周扬又来信说暑假回，结果还是落空，这年他去了延安。   即便如此，吴淑媛在1938年收到周扬寄来的《安娜·卡列尼娜》译著时，她一边读一边又做了第四坛甘草梅。   周扬的母亲看出不对劲，写信质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忘了？”   周扬回信说自己在延安肤施当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这话让吴淑媛的希望又撑了几年。   1941年6月，长子周艾若从寄宿学校回家，发现周家大屋气氛不对，乡邻和家人都在传一张桂林办的《救亡日报》。   报上周扬给郭沫若的信末尾写着“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这句话像炸雷一样劈在吴淑媛心上。   七年的等待，那些信笺、那些甘草梅，她苦心搭建的爱情童话，瞬间碎得彻底。   从那以后，吴淑媛就病了，先是脖子上长起一串串淋巴，很快就肿得像荔枝那么大，接着全身浮肿，躺在床上起不来。   她肚子疼得厉害也不吭声，就用被子死死摁着，最后把被子都摁破了一块。   病危时她想吃粉皮、新鲜包谷，还想吃北方的大梨，等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到大梨，她已经咽不下了。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那丛多年没长枝叶的牡丹突然开得茂盛，老人们都说这是异兆。   当年深秋，35岁的吴淑媛就走了，葬在周家后山，离老屋就百米远，坟头长满青草灌木，连块墓碑都没有。   1980年春天，周扬回到了益阳，先看了老屋，接着在当地人陪同下去看吴淑媛的墓。   墓地不远，走几分钟就到，已经走了一半路程，再几步就到坟前了，偏偏下起雨来。   随行人说：“下雨路滑，别去了。”周扬听了，转身就往回走。   晚年的周扬曾抱着儿子周艾若痛哭：“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可这份愧疚，终究没敢在那座无碑坟前说出口。   吴淑媛出身官宦却没半分娇气，把丈夫当成天，用嫁妆养家用，用信任包容一切。   她的七年等待，是用一坛坛甘草梅、一封封没寄出的信主动维系希望，可她把人生全部系在男人身上，一旦男人变心，她的世界就塌了。   周扬在文艺领域有自己的追求，可在感情里他太懦弱，临盆时不告而别，用谎言敷衍家人，直到老去都没勇气面对那座坟。   他的愧疚，比假深情更让人唏嘘。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一段感情里，坚守与责任究竟该放在什么位置？ （信源：周扬的晚年忏悔——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