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两句话都提到了人民。可总觉得又不太一样。 很多墙上，两句话并排挂着：左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右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看上去挺和气，细一琢磨，味道并不一样。 “全心全意”这四个字，早就写进章程里。 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要同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并巩固广泛联系；每个党员要懂得，党的利益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 后来历次党代会又一再把这句话写进党章，这条线一直被拧得很紧。 再往前看，1939年2月，毛主席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谈到孔子的“知”和“仁勇”，指出那种不根于客观事实的理论，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所谓“仁”，只仁在统治者头上，对大众不仁；所谓“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住封建制度，不勇于为人民服务。老的“仁勇”，就这样被换了标准。 同年，知识分子问题被单拎出来。 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服务”“为群众服务”，并以能否为群众服务为标准，区分不同知识分子，也作为吸收入党的条件之一。 “为人民服务”在这时起了筛子的作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讲话里那句“作家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把文艺也拉进这条线里；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只要加以改造、加进新内容，就可以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1943年10月写《论合作社》时，又明确提出，为群众利益着想，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4年夏，陕北安塞县石峡峪山上，中央办公厅抽调会烧木炭的人去打窑，中央警卫团同中央社会部组成烧炭生产队。 副队长叫张思德，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多次负伤。1938年在中央军委警卫营当通讯班长，1942年11月任中央警卫团一连通讯班长，后来调到延安枣园，担任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 到石峡峪烧炭，他干活总往前冲。那年雨水多，窑顶被雨泡软。 1944年9月5日，炭窑突然塌下，他正弯腰干活，被压在里面。 战友把人挖出来时，他已经牺牲，年仅二十九岁。那张和战友一起烧炭的照片里，他站在左侧，是生前唯一留下的影像，由新华社保存。 三天后，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为他开追悼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谈生死时，他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 谈批评时说，因为是为人民服务，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谈队伍时要求干部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同年10月4日，在中央印刷厂礼堂，他对《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讲：“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1944年冬天，他又给党内刊物《书包简讯》题词：“书包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这里把“党”和“人民”的关系连在一起：真为党，就是为人民。 1945年，这条线继续往下走。 5月，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月，又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张思德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一起留在书里。 此后历次党代会都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变了，社会结构复杂，利益关系更细，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还是那几个字。 现实生活里，不少人是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来感受这种关系：社保、学校、医院、公共服务，人人往公共的池子里添一瓢，也从里面舀一瓢。 两句话摆在一起，各管一头。 毛主席那句，是给执政党定家法：知识分子能不能为工农服务，文艺肯不肯为劳动人民说话，干部敢不敢听批评、会不会关心战士，烈士的死算不算“重于泰山”，都要按“为人民服务”来对照。 刘少奇那句，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既帮别人，也不把自己撂在外头。 墙上的字不会说话，人得自己对号入座，每一代人都得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