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议员说，二战时期，如果不是美国和俄罗斯出兵，中国已经被日本灭族了，整个中国领土都成为日本领土，所以中国应该敬畏日本。 日本议员的这番言论，本质上是对历史时序的粗暴篡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在东北白山黑水间打响的抗日枪声，比美国参战早了整整十年，比苏联出兵早了十四年。 当关东军铁蹄踏入沈阳时，美国正通过《美日通商条约》向日本输送着占其进口总量60%的废钢铁、90%的航空燃油，这些战略物资最终变成了屠戮中国平民的子弹； 苏联则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默许其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直到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才出兵东北收割战果。这种“侵略者吃肉、旁观者分汤”的历史错位，被日本政客刻意颠倒成“救世主叙事”，实则是对中国十四年浴血抗战的彻底抹煞。 事实上，日本在全面侵华初期就陷入了战争泥潭。1937年攻占南京后，日军参谋本部原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却在淞沪会战中被中国军队消耗了30万兵力。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总兵力的70%（约240万人）被钉死在中国战场，关东军的“北上计划”因中国军民的游击袭扰被迫搁置，最终不得不南下偷袭珍珠港以掠夺石油资源。 这种战略转向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战场对日本战争机器的持续绞杀——1940年日本钢铁产量较1937年暴跌60%，原油储备仅够维持14个月，这些数据背后，是中国敌后根据地军民破坏铁路、炸毁工厂、切断补给线的持续斗争。 美国的参战绝非“拯救中国”，而是日本侵华威胁到其东南亚利益后的被动反应。从1931到1941年，美国对日本的军售总额高达1.81亿美元，仅1937年就向日本出口了2.9亿美元物资，相当于每个侵华日军士兵身上都穿着美国钢铁锻造的军装。 直到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威胁到美国在东南亚的石油利益，罗斯福才在1941年7月实施石油禁运。这种“经济绥靖—利益受损—被迫参战”的逻辑链条，暴露了美国前期对日本侵华的纵容。 正如宋美龄1937年撰文质问：“当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日军坦克时，美国的钢铁正通过横滨港源源不断运进日本军工厂。” 苏联的出兵东北同样充满利益算计。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参战的条件是恢复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旅顺港租借权、中长铁路经营权、库页岛南部归属权。 这些条款直到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才公之于众，此时日本已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苏军进入东北后，不仅收缴了关东军的装备，还拆运了鞍山钢铁厂、丰满水电站等工业设施，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设备被运往苏联。这种“摘桃子”式的军事行动，与中国军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流血牺牲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战场的韧性，源自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到1945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已发展到19个，控制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日军实际能有效控制的仅占中国领土的12%，其余88%的土地上，游击战争、地道战、地雷战让侵略者日夜不得安宁。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记载，1944年华北方面军每月需应付2000次以上的袭扰，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战，彻底拖垮了日本的战争潜力。 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华日军兵力仍达128万，超过太平洋战场的83万，这组数字本身就是中国抗战独立自主的最好证明。 历史的真相是：中国从未等待美苏的“拯救”。当1941年美国还在与日本谈判妥协时，中国远征军已赴缅作战，保住了滇缅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补给线；当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时，八路军已发动夏季攻势，收复县城70余座。 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军民以3500万伤亡的代价，将侵略者拖入了资源耗尽、民心尽失的深渊。 那些声称“中国靠美苏得救”的谎言，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千万抗日英烈的亵渎。忘记这个真相，就等于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让曾经的苦难失去应有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