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作家黄宗英说：“都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   1980年的北京街头，刚从北大荒、陕北等地返城的知青们忙着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基层法院的门口却排起了少见的长队——全是来办离婚的。   那时候离婚可不是件小事，街坊四邻戳脊梁骨，单位里还要受批评，大家心里都觉得，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哪能说散就散？   就在这股离婚潮里，一个叫遇罗锦的女人把丈夫蔡钟培告上了法庭，这事儿后来闹得全国都知道，连最高法都关注过。   遇罗锦这名字，一开始就带着点特殊色彩。   她哥是遇罗克，1960年代写过《出身论》，敢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叫板，后来被平反成了思想先驱。   她自己的日子也没顺过，父母1957年被打成右派，她考上工艺美术学校的文凭没派上用场，反倒因为日记里几句牢骚被定成“思想反动”，劳教了三年。   1978年她回北京的时候，没户口没工作没地方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经人介绍认识了蔡钟培，对方是工厂工人，有间小房子，孩子跟着奶奶过，看着老实可靠。   两人各有各的盘算，蔡钟培觉得她是知识分子，能干还不想要孩子；遇罗锦图的是那间能落脚的房子，还有蔡钟培能帮她办户口。   没多少感情基础，俩人就领了证。   婚后两年，蔡钟培确实帮了她不少忙，户口迁了，工作找了，连她哥遇罗克的平反手续都是蔡钟培跑前跑后办的。   在外人眼里，这日子该过稳了，可遇罗锦心里越来越别扭。   有回俩人去香山玩，她看着满山的树和安静的风景，正想感慨几句，蔡钟培突然冒出来一句：“昨天菜市场有处理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早知道该去排队。”   这话让她心里凉了半截——俩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除了吃饭睡觉，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1980年5月16日，她带着写好的诉状去了朝阳区法院，就说要离婚，理由很简单：没共同语言。   蔡钟培听完就炸了，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帮她，现在她日子过好了就想踹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他跟法院说：俩人婚后一起办了三件大事，怎么能说没共同语言？   这案子一开庭就没按常理走，1980年9月，朝阳法院一审就判离了：俩人草率结婚，没建立起夫妻感情，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   蔡钟培不服，直接上诉到北京中院，没想到中院真把案子打了回去，说一审认定的事实不对。   这一发回重审，事儿就闹大了，蔡钟培气不过，给《新观察》《民主与法制》这些大杂志写信，说要让大家评评理。   杂志社真就开了专栏讨论，南方北方的读者来信堆成了山。   有人骂遇罗锦是“现代陈世美”，用婚姻当跳板；也有人说她做得对，没感情的婚姻本来就该散。   连承办案子的法官党春源都忍不住，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自己为什么判离，还引了恩格斯的话，说有爱情的婚姻才道德。   这话一出，更热闹了，支持的反对的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遇罗锦的一篇文章又添了把火。   1980年《当代》杂志发了她写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里面把自己两次婚姻的事儿都写了：   第一次为了在北大荒落户跟人结婚，新婚之夜受了委屈，后来遇到个像哥哥的人动了心，结果对方没敢娶；第二次跟蔡钟培的婚姻，也写得明明白白。   这文章后来还翻译成好几种外文传到国外，1981年评作协奖的时候没评上，作家黄宗英在领奖台上说：   “三十年代大家都能支持上官云珠，八十年代怎么就容不下一个遇罗锦？”说着就要把自己的奖品笔送给遇罗锦。   吵来吵去，最后还是调解离了婚，可法院后来在总结里说，是遇罗锦自己条件好了，又见了别人，才想离婚的。   这话其实是给当时的舆论找了个台阶，也让这个案子成了个标志性事件。   那时候1980年新婚姻法刚颁布，里面写着“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就准予离婚”，遇罗锦这案子正好成了第一个照着这条判的典型。   山西有个小城，不少男的拿着登着这案子的杂志去法院，说自己跟媳妇没感情，也要离婚，可见这案子影响多大。   现在回头看，遇罗锦这事儿根本不是简单的“忘恩负义”或者“追求爱情”。   那时候的人结婚，大多是为了生存，为了户口，为了搭个伴儿活下去，爱情是奢侈品。   遇罗锦敢站出来说“没感情就不凑合”，等于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婚姻不只是过日子，还得有精神上的合拍。   法院的一波三折也能看出来，法律想往前走，可老辈的观念跟不上，只能一点点磨合。   遇罗锦自己后来又结了两次婚，最后跟一个德国人过着安稳日子，也算求仁得仁。   遇罗锦当年挨的骂，放在今天看，不过是普通人对婚姻自由的基本诉求。   时代往前走，就是靠这样一个个敢打破规矩的人，把“不可能”变成“习以为常”。   ‌【评论区聊聊】要是换作你，会为了生存凑活过一辈子吗？ （信源：遇罗锦离婚嫌对方文化低 在道义上被判“死刑”——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