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淮海战役后，我军在一处山芋田中俘获一敌军军需处长，在审讯中，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因一盒烟，猜测出此人身份一定不简单！ 淮海战役可是解放战争里翻天覆地的一仗，1949年1月10日尘埃落定，人民解放军把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几十万敌兵成了俘虏。战场上到处是残破的装备，国民党损失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杜聿明，这家伙带着残部想突围，结果下落不明。华东野战军上下都盯着他的动向，因为杜聿明是蒋介石手下的大将，抓到他不光是军事胜利，还能敲打敲打国民党残余势力。这场战役结束没几天，部队还在安徽萧县一带清剿，战士们忙着修整和搜捕，情报网撒得密不透风。谁成想，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件小事就把杜聿明给揪出来了。 事情得从当地一个农民说起，那天早上他扛着锄头去村东头的山芋田挖土，打算刨点过冬的玩意。结果一低头，就瞧见田里藏着十来号人，鬼鬼祟祟的，身上披着大衣，脚踩军靴，还低声用官话嘀咕。领头的那个高个子男人上前搭话，问附近有没有解放军，又打听通往徐州的路。农民一愣神，那人急了，从手指上褪下一枚金戒指塞给他，意思是闭嘴走人。这农民也不是傻子，握着戒指就跑回村里，直奔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的卫生所，把事一五一十报了上去。卫生所的同志们立马上报师部，派出一个排的战士去围捕。没费多大劲，那些人就被抓了个正着，总共十四号人，身上搜出美式卡宾枪、手枪啥的，装备齐全，可自称的身份五花八门。 初步盘问下来，有个瘦子说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另一个胖墩儿自称汽车司机，其余的多半说自己是国民党普通士兵。可他们穿的军装是美援的橄榄绿，剪裁讲究，远不是前线杂牌能比的。在这堆人里头，最显眼的还是那个大高个儿，他戴着呢帽，领口扣得严实，自报家门叫高文明，是国民党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处长。战士们把他们押回师部，一路风尘仆仆，队伍拉得老长。师部一看这阵势，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高文明身边跟着记者和司机，还带那么多随从，这哪像个小军官的派头？于是，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接手了这案子。他是老革命了，眼光毒辣，办案子总能抓住关键。 陈茂辉先把高文明、记者和司机三人单独提出来审。这审讯从早上一直拖到中午，屋子里烟雾缭绕，空气都发涩。陈茂辉挺客气，先递过去一支本地飞马牌的烟，高文明没接，反而从自己大衣兜里摸出一盒来。那盒烟一看就是美国骆驼牌的，包装精致，价格高得吓人，在当时一个普通军官哪敢这么奢侈？陈茂辉心里一咯噔，这军需处长用得起进口货，还带着专职司机和记者护着，身份准不简单。果然，往下问，高文明支支吾吾，说自己管后勤补给，隶属十三兵团。陈茂辉让他写下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单，高文明接过纸笔，动作慢吞吞的，像在拖时间。他先从兜里掏出一包骆驼烟搁桌上，又摸出两包牛肉干，边嚼边写。嚼得起劲，碎屑掉了一地，最后才掏出支派克金笔，笔帽一拧，墨水晕开纸面。可他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往下就画圈圈了，笔尖在纸上乱划，线条歪七扭八。 这下陈茂辉更确定了，他不是军需处长。追问兵团结构，高文明就低头抽烟，一支接一支，烟灰弹得桌上到处是。问起淮海战场的细节，他干脆沉默，嘴巴没闲着，不是吸烟就是啃牛肉干。整个上午，审讯没啥进展，高文明那大衣兜简直像个移动仓库，应有尽有。陈茂辉一看天色不早，先把他们安置到村口一间磨坊里，派人严加看守。谁知下午黄昏时分，消息传来，高文明自杀了！战士们冲进去一看，他用块碎砖砸破了脑袋，血流一地，躺在地上装死。陈茂辉带人查看，伤口不深，但血涂得满脸都是，明摆着想骗人送他去医院，好趁机溜号。这招老套了，陈茂辉没上当，一面命人抬他去卫生所包扎，一面转头对那记者施压，说不交代就后果自负。记者扛不住了，跪地招供：这人就是杜聿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我是他的副官尹东生，那司机专拉他们逃跑的。 这身份一爆出来，陈茂辉立马从联络部调来杜聿明的照片，黑白证件照上那张脸，轮廓眉眼分毫不差。比对着病床上的杜聿明，绷带裹头，脸色苍白，却逃不过这双眼睛。话说杜聿明这回栽了，淮海战役他指挥突围，带着十三兵团的残部从陈官庄一带钻沟渠，换了三次装才跑到山芋田。可纸包不住火，农民一举报，全盘败露。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抗战时打过缅甸，解放战争里头屡立战功，但淮海一败涂地，几十万部队灰飞烟灭，这责任他得扛。 人民解放军没急着处置杜聿明，而是把他和其他国民党战犯一起送去管理所改造。这改造可不是走过场，从1950年起，杜聿明进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地方管得严，但也讲道理。起初他沉默寡言，不爱搭理人，可渐渐地开始干活，挑水、种菜、修房子，双手磨出老茧。学习上也跟上节奏，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讨论会，笔记记得密密麻麻。改造的重点是让他认清是非，杜聿明从一个军阀将领，慢慢转变了想法。1959年12月4日，他获得特赦，成了新中国公民，从此过上普通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