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罗世文那时候是四川省委的书记，车耀先管着军委的工作，两人都是抗日时期在四川搞统战和地下斗争的骨干。1940年5月，他们俩先后落入国民党特务手里，那行动来得突然又狠毒。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是军统下面一个专对付地下党的机构，直接上手抓人。刘鹤梅就是这个委员会里的骨干分子，他亲自动手绑了罗世文，还参与了车耀先的逮捕。抓捕没多久，他们又转头杀了唐介舟等六个同志，那血债就这么记下了。罗世文和车耀先被关了六年，从重庆的渣滓洞转到贵州的息烽监狱，坚持斗争到最后。1946年端午前后，监狱长假借请客的名义，把他们俩弄到歌乐山一带，用绳子勒死，尸体草草埋了。 新中国成立后，清理国民党残渣的时候，重庆和四川的公安机关开始翻旧账。可罗世文和车耀先的案子，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档案里写得模糊，抓捕和杀害的经过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年，全国上下都在肃清隐蔽的敌特分子，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事。1953年，他发电报给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直截了当要求查清整个过程，把涉案的家伙全抓回来。这电报一到，两个地方的领导立马动起来，组起专案小组，调人手，挖档案，走访知情人。专案组的同志们从重庆旧军统窝点入手，扒拉出一摞摞泛黄的文件，名单上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个对上号。周作桢是行动组长，刘于利是副手，这些人慢慢浮出水面。 调查推进得还算顺利，大部分凶手都给揪出来了。周作桢在成都一带被捕，他交代了行动细节，刘于利也藏不住，供出刘鹤梅的角色。刘鹤梅当时是委员会里的中坚，瘦高个，办案子手脚利索。档案显示，他不只抓了罗世文和车耀先，还在1940年6月带队枪杀了那六个同志。专案组走访了当年监狱的看守和幸存的地下工作者，拼凑出罗世文被捕后的转押路线，从成都到重庆，再到息烽，那六年里他还秘密组织党支部，教育同志不屈服。车耀先也一样，狱中写下遗嘱，激励大家。杀害那天，杨进兴是执行者，拉绳子的手没抖过。这些细节一挖出来，案子就活了。重庆市委的组员跑遍了渣滓洞旧址，四川那边追到乡村小道，找农家打听特务的旧踪迹。几个月下来，委员会的骨干基本落网，审讯室里供词堆成山。 可就是差了刘鹤梅一个人。报上显示还活着，没跟大部队去台湾。专案组从扬州他老家查起，那边亲戚摇头，说解放前就失踪了。成都宪兵司令部和重庆宪兵团的旧档翻了个底朝天，没他的新名字。组员们推测他要么死在外头，要么换了身份窝在内地。线索断了，调查卡壳了。四川和重庆的同志来回电报，商量对策，扩大范围到苏北和华东。说起来，这时候的公安工作刚起步，全国肃反运动正热火朝天，可单个案子追得这么细，靠的全是人工腿力和档案库。专案组的笔记本记了上百页，地图上钉满红旗，可刘鹤梅就像钻地缝了。两年过去，1955年秋天，成都公安忽然接到线报，南通中学有个老师叫刘传祖，背景有点蹊跷。消息一传开，专案组立马派人南下核实。 刘鹤梅本是扬州出来的，国民党上尉，南京宪兵学校毕业后，在成都和重庆混日子，主要管押犯人和抓捕。解放战争打到尾声，他跟着军统撤到香港。香港那地方，物价飞天，他兜里没底气，卖点小玩意儿勉强糊口。扛不住了，就偷偷溜回大陆，先回扬州老家，捏造了个新履历，进苏北师资训练学校念书。毕业分到南通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他知道自己底子脏，平时低调，不参加啥活动，就埋头教书。学校里说他不错，学生家长也夸，课上得实诚。甚至当地有个女干部，觉得他稳重可靠，两人搭伙过日子，结了婚，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这套把戏，让他躲过了好几轮清查。 可纸包不住火。1955年秋，刘鹤梅跟同事喝了顿酒，兴许是憋太久了，兴许是酒劲上头，他对酒友吐了实话，说自己过去当过国民党特务，上尉衔，还杀过人。那些话一出口，席上安静了。酒友们清醒过来，第二天就写了举报信，寄到南通公安。公安机关接信，马上行动，查他的户口和履历。刘传祖这名字，在档案里对不上号，扬州学校入学时间倒跟刘鹤梅潜回大陆吻合。南通的同志联系重庆和四川，调来旧照片，一比对，脸型身材全对上了。四川警方再挖深点，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的名单里有刘鹤梅，任职记录一模一样。罪行清单拉出来：抓罗世文时，他上手绑人；车耀先那头，他把风押车；6月暗杀行动，他端枪下手。唐介舟他们六个，就这么没了。 确认身份后，刘鹤梅的伪装彻底崩了。1956年，南通公安正式把他抓起来，移交上级处理。审讯时，他还想狡辩，说自己只管看押，没沾大血。可证据铁板钉钉，档案、照片、供词，全链条锁死。1958年，法院判了枪决，执行那天，一切按程序走。说到底，这案子拖了十几年，从1940年到1958年，才算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