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胜利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摇头说:“这位大亨不能动！”   顾竹轩生于1886年江苏盐城的一个佃农家庭，贫苦出身，16岁随家人逃荒来到上海，起初不过是十六铺码头的苦力，每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月收入还不到两块大洋。   1905年，他进入虹口一家德国汽车行学徒，靠着超人的记忆和动手能力，他三年内就成了行里顶尖的修理师傅，还学会了德语。   德国老板克劳斯对他另眼相看，不但提拔他，还让他参与车行管理，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侨民纷纷撤离，克劳斯急着回国，顾竹轩用自己多年积攒的800块大洋盘下了车行。   到1920年，顾竹轩的汽车公司已经拥有80多辆出租车，垄断了上海三分之一的汽车运输市场。   那一年他又重金投资，在福州路建成了当时最豪华的天蟾舞台，这座能容纳2000人的大剧院，成为上海娱乐业的标杆。   青帮在上海滩的势力盘根错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各自为王，顾竹轩虽然身为“通”字辈元老，资格比杜月笙还高一辈，但他更注重实业经营，与其他青帮大佬比起来，路数完全不同。   他以苏北同乡为核心打造“江北帮”，一度与黄金荣、杜月笙明争暗斗，却始终没有沦为纯粹的“黑老大”，甚至在黄金荣拉拢他时，他也能坚定拒绝。   顾竹轩的行事风格很有代表性，他不是靠拳头和狠劲儿，而是擅长用法律和规则保护自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曾因商业纠纷把英租界工部局告上英国法庭，竟然还赢了官司，这在当时的上海滩，绝对是个传奇，顾竹轩始终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而非纯粹的黑帮头目。   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顾竹轩不仅亲自组织伤兵和难民救济，还动员保卫团支援前线。   更重要的是，他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重要工厂负责人，协助运送药品和物资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淞沪会战后，日伪当局邀他担任维持会长，他坚决拒绝，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冒险建立难民收容所。   这些年，顾竹轩不仅没有趁乱捞钱，反而冒着风险站在民族大义一边，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更是将年仅15岁的幼子顾乃瑾送往延安参加新四军，被陈毅评价为“对革命的实质性支持”。   顾乃瑾后来成为解放军某部军官，这一举动让顾竹轩的政治立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青帮大佬们的结局各不相同，黄金荣虽然年事已高，但因抗战期间表现消极，最终被公开示众。   杜月笙虽然早年也曾组织抗日，但后期消极应对，终究在香港落寞离世，张啸林则因公开投靠日伪，早早被军统暗杀。   唯有顾竹轩，直接被列为统战对象，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受到了特殊保护。   解放后，陈毅亲自前往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明确表示“此人是我们的老朋友”。   上海市军管会的档案记载，顾竹轩因抗战期间“对人民事业有显著贡献”，被选为上海市参议员，成为青帮巨头中唯一能安度晚年的一位。这不仅是对其历史功绩的官方认可，也是当时统战政策的典型体现。   顾竹轩能获得如此待遇，除了个人选择外，还与当时上海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解放初期，苏北籍劳工占上海人口40%以上，作为江北帮的核心人物，顾竹轩的稳定有助于整个城市的社会安定。   天蟾舞台、汽车公司等产业也被纳入“改造利用”，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是新政权在城市管理中“团结改造”思路的具体体现。   顾竹轩的晚年生活颇为平静。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1949年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黄金荣曾因唐嘉鹏案诬告事件亲自向他道歉。   1956年，顾竹轩在上海病逝，享年70岁，他是青帮几大巨头中唯一善终者。   天蟾舞台也在1954年改制为国营剧场，至今仍是上海文化地标，见证了旧上海娱乐业向新文化的转型。   回头看顾竹轩的一生，他并非完人，但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始终能做出影响深远的选择。抗战期间，他选择支持民族大义，甚至不惜家族利益。解放前后，他没有与反动势力为伍，而是积极配合新政权，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政治预见。   当代学者认为，顾竹轩“以商人身份行爱国之实”，既不同于黄金荣的保守，也区别于杜月笙的投机。他送子参军的决断，既是个人情怀，也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他的结局，成为新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对待”的典型案例，陈毅说得很明白：“对历史人物要看大节，他在民族危亡时站对了队伍。” 历史的进步，总离不开那些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的人物，顾竹轩正是这种时代转型中的代表人物。 最终，他用行动证明，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在变局中顺应大势的人。他的善终，是个人抉择与历史洪流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新中国统战政策与社会治理智慧的真实写照。 参考信源： 顾竹轩与天蟾舞台 2021-07-04 新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