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章士钊纳青楼女子奚翠贞为二夫人，俩人同居5年后，原配妻子愤怒地找他索要说法，他竟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麻烦看官们右上角点击一下“ 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09年的伦敦，冷风刮得街角的煤气灯直晃，几个中国留学生裹着大衣，看着那对新人在异国教堂前合影，男的意气风发，女的眼神坚定，谁都觉得这对来自东方的伴侣，是新时代的象征，章士钊娶了吴弱男，一个讲求男女平权的新式女性，这桩婚姻像是把“革命”两个字穿在了婚纱上，那时他们都以为，理想能养活爱情。   章士钊生在书香世家，念了几年科举，见旧路走不通，便跑去日本留学，彼时的日本留学生圈子热气腾腾，讲民主、谈自由，一腔热血恨不得立刻回国救亡图存。   他跟着章太炎办报，笔杆子挥得虎虎生风，吴弱男也在那里，十三岁就赴日求学，会英文，会师范，还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那股子干劲儿，连男生都不敢小看，两人因为同盟会认识，一个写稿，一个翻译，一来二去，就成了革命伴侣。   婚后他们在欧洲四处漂泊，德国、英国、法国都住过，吴弱男帮他整理稿件、教孩子认字，还在信里调侃自己是“东亚西游者”，那几年他们的感情还算炽热，理想和爱情像混合燃料，一起烧得正旺，可等回到国内，一切就变了味。   章士钊仕途顺利，当了司法总长，出入高堂宴席，身上那股读书人的清气，慢慢沾上了官场的油光，吴弱男却还是那个信平权、讲独立的女子，一个忙着权力周旋，一个想要精神平等，他们之间的鸿沟，一天比一天深。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遇到了奚翠贞，一个唱昆曲的小旦，她的声音柔得能掐出水来，说话轻轻的，刚好补上吴弱男那股不服输的硬劲儿，章士钊一开始也觉得不过是“怜香惜玉”，可怜着怜着就怜成了真事，他用那套自我安慰的逻辑告诉自己：“救人一命，总比辜负一情轻。”他把这段关系藏了五年，直到1924年奚翠贞被他明目张胆接进家门，才算是把纸捅破。   那一年吴弱男四十二岁，带着三个孩子，从南京赶到上海，看见丈夫坐在堂屋喝茶，身边站着年轻女子。她没闹，只是转身离开，她是那种越受伤越沉静的女人。几天后，她提着箱子离开，连行程都没告诉他，章士钊追到码头，看着船渐渐远去，心里明白，这回是真的完了，那一刻他可能想起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时喊过的口号——“废除封建，男女平权”，可那声音已经像隔着一堵厚墙，听不真切了。   离开中国后吴弱男带着儿子们流亡欧洲，意大利、法国、瑞士，她靠翻译和教书维持生活，欧洲战火四起，她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在地窖里熬夜批作业，也在简陋的宿舍里教他们背英文诗，那股子韧劲儿，像她当年反对纳妾时的眼神——不屈、不让。她没再嫁人，也没回头，她曾写信给朋友说，人有时候只能选择不回头，不是因为不想念，而是怕再看一眼，就会原谅。   章士钊在国内继续混迹政坛，帮人打官司、做讲学，还在北伐、抗战之间来回摇摆，他身边的女人换了几拨，奚翠贞、殷德珍，都服侍过他，也都没能给他留下一个孩子，晚年的他搬进北京史家胡同的宅子里，白天写文章，晚上泡茶读古书，那时候他成了“学界耆宿”，讲起古文头头是道，仿佛那段尘事早被封存在历史里。   吴弱男在欧洲待了四十多年，直到1973年才回国探亲，她刚回到上海，就病倒在亲戚家，那年春天，她走得安静，三个月后，章士钊也在北京去世。两个曾经并肩写下“新文化篇章”的人，就这样先后离场，连重逢都错过。   有人说他们是悲剧，也有人说那只是时代的缩影，章士钊在政治上经历了转弯，在感情上同样摇摆不定；吴弱男在爱情里失望，却在自我中重生，他们都相信理想，只是忘了理想终究要靠人去实践。革命能推翻旧制度，却推不翻人心里那点“男尊女卑”的惯性。   最后留下的不过是几张褪色的照片——一对留学青年并肩站在伦敦的街头，神情认真，好像看见了未来，可他们没想到，那个未来会先吞掉理想，再磨平爱情。他们的故事告诉人，时代可以改变世界，却未必能救一个婚姻。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