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生前举荐一人，汉武帝重用三十年，汉朝三代皇帝尊他如父 在长安城未央宫的椒房殿内，汉武帝刘彻握着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手，望着这位年仅二十四岁却已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逐渐冰冷的身躯，心中涌起无尽的悲痛。弥留之际的霍去病用尽全力说出最后一句话：“陛下，臣弟霍光……可用。” 这一句临终举荐，不仅改变了霍光的命运，更深刻影响了西汉王朝未来六十年的走向。 霍光的童年在河东郡平阳府的乡野间度过，父亲霍仲孺只是个普通的县吏。直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当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五万铁骑凯旋途经河东时，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才第一次见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霍去病将他带入长安城，举荐为郎官，从此霍光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初入宫廷的霍光深知自己的一切皆拜兄长所赐，因此行事极为谨慎。他每日天未亮便入宫值守，夜晚星辰满天才离开，二十年如一日未曾有过丝毫懈怠。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让汉武帝逐渐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从郎官、侍中到奉车都尉，霍光的官职稳步升迁，成为皇帝身边最信任的近臣之一。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后，汉武帝为彰显对功臣的追念，特意将霍光破格提拔为光禄大夫，特许他出入禁中参与机要。此时的霍光虽无显赫战功，却已在宫廷权谋的漩涡中悄然成长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天，汉武帝在五柞宫召见霍光。病榻前，皇帝将一幅《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寓意不言而明。四天后武帝驾崩，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即位，霍光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受命辅政，其中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位居首辅。 辅政初期，霍光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左将军上官桀试图将六岁的孙女送入宫中为后，被霍光以“年龄幼小”为由驳回。此举不仅得罪了上官家族，更引发了与桑弘羊在盐铁专卖政策上的激烈冲突。燕王刘旦趁机联合盖长公主，诬陷霍光谋反，试图发动政变。 十四岁的汉昭帝却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当众怒斥道：“大将军忠臣，敢有毁者坐之！”在皇帝的全力支持下，霍光迅速平定叛乱，诛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彻底肃清了政敌。经此一役，霍光“威震海内”，成为西汉王朝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年仅二十一岁且无子嗣。霍光与众臣商议后，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然而这位新皇帝即位仅二十七日，便被霍光以“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为由废黜。在《奏废昌邑王》的奏章中，霍光历数刘贺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其中包括“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发御府金钱赏赐游戏者”等不堪行径。 废立皇帝在封建时代堪称惊世骇俗之举，霍光却以“宁负王，不敢负社稷”的担当完成了这一壮举。随后他力排众议，从民间迎立汉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这位流落民间的皇孙对霍光既感激又敬畏，即位之初甚至“若有芒刺在背”，足见霍光权势之盛。 霍光并未因权势滔天而骄纵，反而更加兢兢业业。他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多次大赦天下，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农业生产。在他的治理下，汉武帝后期因连年征战而凋敝的民生逐渐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自主持葬礼，以皇帝级别的“黄肠题凑”葬制将其陪葬茂陵，并下诏称其“功如萧相国”。葬礼上，霍光的灵柩由北军五校将士护送，沿途百姓自发设祭，长安城万人空巷。 然而仅仅两年后，霍光家族便因谋反罪被族诛。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霍光之妻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罪行败露。尽管霍光生前对此毫不知情，但他对家族的纵容难辞其咎。班固在《汉书》中评价霍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可谓一针见血。 值得玩味的是，汉宣帝在诛灭霍氏后，依然将霍光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画像时独独隐去其名，只题“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这种矛盾的态度，既彰显了霍光对汉室的功勋，也暗含着帝王权术的微妙平衡。 霍光的一生，是忠臣与权臣的复杂交织。他以一介乡野少年之身，凭借兄长的举荐和自身的隐忍，成为西汉王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他辅佐三代帝王，力挽狂澜于既倒，却最终因家族的贪婪走向覆灭。 从霍去病临终举荐到霍光家族的兴衰，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在权力的漩涡中，忠诚与野心、才能与德行始终是难以平衡的天平。霍光用一生诠释了“辅政”二字的重量，也为后世权臣敲响了警钟——功高震主者，唯有心怀社稷、克己奉公，方能善始善终。 正如司马光所言：“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