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趋严峻的抗战形势,1939年春,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导人到浙西抗日前线视察并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此时桐庐虽处抗日前线,但秩序井然,民众抗战情绪饱满,有训练、有组织,正是“战时前进之县”的模样。此时,富阳大源镇也刚刚取得了东洲保卫战的胜利,民众斗志昂扬。
浙东抗战前哨的胜利
东洲保卫战发生于1939年3月21日。东洲位于富阳县城东郊,是富春江下游中的一大沙洲,四周临水,面积约20平方公里。1937年12月23日富阳县城沦陷后,这里与日军驻地仅一水之隔,成为浙东抗战的前哨。1938年秋至1939年间,这里由浙江省抗敌自卫总团第1支队守卫。此处也被日军视为进犯富春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跳板。
1939年3月,日军从杭州西南企图经东洲向钱塘江南岸进攻。21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从东洲浮沙、紫沙一带强行登陆。自卫团第1支队官兵虽奋力抵抗,但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并不断增兵,1支队遂撤退至富春江南岸,日军占领了东洲中部的陆家浦。
当晚,自卫团司令赵龙文命令驻防在富春江南岸灵桥、里山一带的千余人,夜渡富春江支流,逐敌退据浮沙,陆家浦阵地失而复得。22日上午,日军增兵800人,向我阵地疯狂反扑,双方激战8小时,我方将士前赴后继,肉搏抵抗,阵亡60多人,鲜血染红了陆家浦至朱家路一线阵地,陆家浦二陷敌手。
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第1支队改变战术,于22日深夜先派一路兵力绕道至凌家桥以北袭扰敌后方。另两路分别北渡富春江支流,迂回到沙洲的东南和西南部进行埋伏,主力部队则在午夜时分强行渡江,向日军发起反攻,埋伏部队也同时袭击日军,使日军处于四面受敌之境。
东洲民众也积极支援抗战,村民郭正明为自卫团运送弹药,在蒋家桥战斗中,用手榴弹炸死两名日军后,自己也壮烈牺牲。村民邵仁者送情报至自卫团浮沙埠阵地时,拿起阵亡战士的枪,在与自卫团一起杀敌中阵亡。
23日下午,日军仓皇撤退,第1支队乘胜追击,东洲光复。
东洲保卫战历时55个小时,它是日军占领杭州后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也是当地军民联合抗击日寇的一次大捷。此战毙伤日军队长以下50多人,缴获战马3匹、毒气弹多枚以及长短枪、子弹和食品一批。抗日军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兵与村民伤亡200余人。
东洲保卫战的胜利,推动了富春江畔的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国而忘家”的塘坞之战
杭州军民众志成城,合力抗战的故事也体现在塘坞之战中。
1940年2月17日,日军一支特种部队在富阳东洲沙偷渡钱塘江,经萧山许贤乡向浙赣铁路沿线进犯,意图与诸暨湄池一线的日军一起进击金华。
国军第192师119团闻讯后,在日军必经之路的朱村桥猫头山进行伏击。日军被击溃,剩下一个中队的兵力退入了塘坞村,躲进该村殷富之家、村校女教师沈佩兰家的深宅大院内,后又窜入沈家隔壁的祠堂,企图以沈家的高屋作掩护,固守待援。119团包围了塘坞村,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村,形成对峙。
沈佩兰见此情景,立即叫家人转移他处,自己悄悄从后门逃出,直奔阵地报告敌情。当时要消灭隐藏在高墙大院内的日军,最小的代价就是开炮轰炸。但这无疑会毁坏沈家宅院和祠堂。部队征求沈佩兰的意见,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毁家杀敌,在所不计。
顷刻间,沈家23间楼房被炸毁,藏身在内的200多名日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全成了俘虏。
湄池的日军得悉后续部队遭到歼灭,一应军需丧失殆尽,当即折回萧山。这次浦阳江西岸的塘坞之战,是日军侵占萧山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
战后,《东南日报》报道了沈佩兰毁家纾难的事迹:“如此巾帼弱女,不畏艰险,实属难能可贵,求之须眉,亦非易得”。省赈救会特发给沈佩兰奖金600元,国民政府也颁发了于右任书写的“国而忘家”匾额,并通报嘉奖沈佩兰的爱国主义精神。

沧头黄泥山阻击战
1940年10月,日军发起对苏、浙、皖地区的大扫荡,企图驱逐接近沪宁杭地区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及新四军。10月12日,日军主力由富阳场口、窄溪两处向大章村进犯。14日,第79师在场口南面的六石坝拦截了来犯的日军,双方在景山乡(现常安镇)沧头、黄泥山一带构筑阵地展开激战,此战为杭州抗战史上最为惨烈、伤亡最多的战斗之一。
10月14日上午6时,日军向第79师右翼阵地发起攻击,驻守的237团集中火力反击,日军被击退后,又转攻左翼235团阵地,同样也被奋力击退。
日军于是调整火力部署,在六石坝构筑了两个山炮阵地,在香草墩南侧高地配置数门轻重机枪,形成压制性火力,同时派出一股部队绕到第79师背后进行夹击。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驻守在干山坞、小天竺一带的235团3营7连1排伤亡很大,排长杨锡泰阵亡,连长急命2排接防,才稳住阵脚。战至中午,日军的第二波冲击又以失败告终。
几次攻击未果,日军一面请求飞机支援,一面向沧头方向调动部队。下午1时,日军再次从左翼蜂拥而来,双方战斗到了白炽化阶段。3架日军轰炸机飞入79师阵地上空,进行轰炸扫射,官兵伤亡巨大,被迫退回原阵地。
在阵地上,官兵与攻上来的日军展开了血肉横飞的白刃战。少尉排长王中领用刺刀连续刺倒5名日军。拼刺刀本是日军的强项,王中领个小体瘦,人称“矮子排长”,竟然连刺5敌,英勇无比。
敌机见地面部队进攻受挫,又进行超低空轰炸与扫射,阵地上多数官兵牺牲,阵地失陷。235团1营在炮火支援下,奋勇向前,又夺回阵地。我炮兵也击中一架敌机,其与另两架一同逃之夭夭,失去飞机掩护的日军只得再次撤退。
这次战斗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十月攻势”,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军官5人,活捉3名。东山下村和真佳溪村村民还打死了掉队的日军大尉梅次郎,活捉了上等兵小林勇。
沧头、黄泥山阻击战得到了中共富阳地下组织和当地民众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中共党组织散发传单、依靠农会发动群众募集支前物资、上前线慰劳将士、抢救伤员,为79师打好这一仗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将士必胜的信心。战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倡导下,以景山乡全体民众的名义,在黄泥山脚竖立了“陆军第79师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以志纪念。

芳泉之战
芳泉之战发生于抗战后期的1945年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浙西主力一部第2次南渡富春江后,在富阳环山乡芳泉村与日军发生的遭遇战,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富阳境内,直接打击日军的规模最大、毙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为执行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两个团渡江东进,打通同浙东联系”“配合盟军登陆”“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部署,苏浙军区命第4纵队第2次南渡富春江。1945年7月27日,4纵司令员廖政国、政委韦一平、参谋长夏光和政治部主任曾如清率纵队部及第10、11两个支队和部分去浙东任职的干部共5000余人,南出孝丰,取道临安,计划再次由富阳汤家埠渡口过江。
7月31日,4纵前锋进至富阳西北,经侦察得知日伪军动向,纵队部决定改变行动方向,取道新昌岭,向程坟渡口疾进。新四军沿途冒着日伪军炮火,当晚抵达程坟渡口。等候于南岸接应的金萧支队一个排和路西武工队与4纵取得联系后,乘夜幕过江接应。8月1日晨,4纵顺利渡江,进军场口。
当晚8时左右,11支队2营4连经环山去芳泉宿营途中,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原来日军在江北堵截不成,被我军突破了富春江防线,特派一部兵力渡江截击。2营营长当即命令4连主力正面迎敌,3排2班从东侧水稻田迂回去芳泉村,约定进村后烧火1堆为号,共同发起攻击。
当时2营迅速就地展开,与日军激烈交战。因距敌很近,有的战士一上阵就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格斗。此时日军前方受挫,又见后方火起,便后撤调整兵力,一部退至芳泉村西坚守,一部利用黑夜,分路潜至2营后方实施偷袭。当时2营因向导受伤,地形不熟,未乘胜追击。
日军避过我军锋芒,由“地脚鬼”(汉奸)引路,采取正面进攻、两翼包抄,分3路向我军反扑。东路日军跑步穿村时“嘎嘎”的皮靴声,引起正在芳泉村搜索的我军士兵的警觉。待敌人靠近,我方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开火,一日军指挥官被当场击毙在茶庵桥头,余敌败退。
而西路日军利用其正面进攻吸引我军火力之际,偷偷逼近我荡九亩阵地侧背。猝不及防中,营教导员张自来、4连连长华剑等9人壮烈牺牲。胡云标营长闻讯当即率部赶往西头奋力反击,将日军击退至剡溪一线。
之后2营及时调整兵力部署,采取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同时攻击的打法,对隐伏在村路稻田和剡溪西侧的日军突然开火,压得敌人一时抬不起头来。接着又分路出击,猛打猛冲,迫敌后退。然后又佯为后撤,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猛击进入我火力圈之敌。最后我军战士跃出掩体,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搏杀,日军重创之下,再次弃尸溃退。
8月2日拂晓,为执行南进战略任务,我军撤出战斗。此战共歼日伪军30余名,我10名干部战士牺牲。我军指战员在芳泉之战中发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给当地民众留下极深的印象,对推动富春江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激励和鼓舞富阳人民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宋殿村的劫难与荣光
富阳在杭州抗战史上具有特殊的地域意义,除了1938年3月9日杭州地区第一支政工队——富阳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场口镇成立,以及多次重要战斗在富阳地区进行外,宋殿村既有记载日军暴行的“千人坑”,又是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地。
当年的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离县城北约8公里,位于杭富公路的咽喉处。1937年12月24日,日军侵占富阳城,3天后,又侵占宋殿村一带,在宋殿驻扎一个大队,在祝家村驻扎一个小队。1938年2月3日,日军在此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东坞山满村起火,一千多间房屋被烧毁,躲在午潮山上的老百姓被打死四五十人,伤数十人。
因宋殿村位于抗战中敌我对峙之处,日军第15军团新编70师团60旅团第105大队驻扎在此,并建立江北指挥所,也是其在杭州地区的特工据点之一。当时此地碉堡林立,战壕纵横,特务如蚁,军犬成群。日军对百姓稍有怀疑便拘捕,百姓进去后坐水牢、站木笼、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下沸锅等,受尽酷刑后,被砍头或用刺刀刺死丢进千人坑。
当年日军在宋殿村杀人扔尸不止一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保留了积尸最多的一处,即在村南古银杏树南100米处,立碑取名“千人坑”,用砖块砌成的两个门墩上写着“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记载着日军的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30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向日军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发出第一号备忘录,要求野地嘉平派代表携日军各部队兵力、驻地指挥系统及长官姓名等图表,于9月4日至富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接洽投降事宜。洽降地点指定在富阳长新乡宋殿村,昔日这个日军的杀人魔窟,成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见证地。
9月4日,受降仪式在曾经是宋殿日军大队部的宋作梅宅院举行。公路旁每百步立有一名钢盔革履的中国士兵,日军官兵则垂头丧气。周围群众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拥到这里来观看盛典。
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名为“受降乡”,后改为受降镇。艰苦卓绝的杭州抗战最后在这里画上了胜利的句号。
(本文内容参考《杭州抗战纪实》《抗日烽火中的杭州》《浙江文史集粹》《杭州抗战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中国共产党临安历史》《日军侵略浙江实录》《浙江抗日战争图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第三卷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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