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来省城住院，我们垫付了所有费用，昨天老公吞吞吐吐的问我，老婆，爸这次住院报销完估计要花8万多，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钱能不能我们出大头，让姐少拿一些.....。没等老公说完，我就说这钱我们全出。我刚说完，老公瞬间红了眼眶。 医院的缴费窗口前，丈夫捏着银行卡的手微微发抖，屏幕上那个数字让他倒吸一口冷气——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二元四角。 “老婆，”他喉结滚动，“爸这次住院报销完，估计还要八万多。我想跟你商量……”他的话像浸了水的棉花，沉甸甸地堵在喉咙里。 我没让他说完。“这钱我们全出。” 空气凝固了三秒。他猛地转过身，眼眶红得像晚秋的柿子。这个在公司独当一面的项目经理，此刻像个被赦免的死囚，把脸埋在我肩头轻轻颤抖。我抚摸着他开始斑白的鬓角，忽然想起十二年前，我们连八千块都拿不出来的那个冬天。 那时我们刚结婚，租住在城中村的自建房。冬天水管冻裂，房东不肯修，是他父亲——我现在的公公，坐了五个小时大巴赶来。老人二话不说，脱掉棉袄就钻进狭窄的管道井。修好水管那天晚上，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皱巴巴的八千块钱。“拿着，”他手上还带着冻疮，“首付差一点吧？别总租房子。” 那八千块，有零有整，是他收完地里最后一茬玉米，又去工地看了两个月大门攒下的。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回程买的是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站票，在车厢连接处蹲了整整一路。 公公是个沉默的北方农民，一辈子没说过什么漂亮话。我们买房后第一次接他来住，他进门先找塑料袋把鞋包好，生怕弄脏地板。夜里我起夜，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阳台小板凳上，就着路灯的光看我们小区的绿化——像欣赏他亲手侍弄的庄稼。 这次住院，是多年的尘肺病加重。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念叨：“耽误你们上班了，我这点老毛病，扛扛就过去了。”护士来催费，他急得要拔针头：“不治了，回家吃点儿药就行。” 我知道丈夫为什么犹豫。不是舍不得钱，是怕我为难。三年前我母亲做心脏支架，他姐姐二话不说送来三万。那时姐姐刚离婚，带着孩子租房子住。这钱，我们后来变着法子还回去了。丈夫红着眼睛商量“我们出大头”时，一定在脑海里把这些人情账翻来覆去算了很多遍。 但我忘不了另一个画面。那年我生孩子难产，需要紧急手术。公公蹲在手术室外，把兜里所有的钱——包括几个钢镚——都掏出来塞给丈夫：“不够我回去卖牛，一定保住大人。”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牛是他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出院结账那天，工作人员刷完卡，随口问：“全部自费吗？”丈夫紧紧握着我的手，像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对，全部。”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丈夫忽然在路边停下，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老婆，谢谢你。我从没告诉过你，小时候交学费，爸总是最后一个。他要去借，一家一家地借。现在，我终于能让他不用开口求人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支付的何止是医药费。我们是在赎回一个父亲丢失的尊严，是在填补一个儿子心中多年的隐痛，是在修筑一条让爱可以坦然流淌的河床。 昨天推公公去医院花园晒太阳，他看着桃花说：“今年家里的枣树肯定结得最好。”丈夫悄悄握紧我的手，阳光把我们的影子融在一起。 这八万块，或许是我们买过最贵的东西。但我们买下的，是一座名为“家”的青山。只要青山在，何愁没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