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那个把时代扛在肩上的人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河南巩县东瑶湾村。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刚当皇帝，大唐正要迈入历史上最辉煌的开元盛世。没人知道，这个新生儿将用一生见证这个盛世的全部——从它最耀眼的光芒，到它坠落时的满地碎片。

这孩子姓杜，名甫，字子美。

他爹杜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大概希望他将来能当个大官，光宗耀祖。因为“甫”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一般用在有地位的人身上。

但老杜家确实有这个底气说话。杜甫的远祖杜预，西晋名将，灭吴主帅，还注过《左传》——文武双全，堪称六边形战士。他爷爷杜审言更牛，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跟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他家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祖祖辈辈念圣贤书、当朝廷官，这传统就没断过。到了杜甫这一代，家里虽然比不上祖上阔绰，但该有的文化基因一点没少。

这孩子七岁那年，写了一首咏凤凰的诗。你想想，一个刚上小学的年纪，别人还在玩泥巴，他已经开始“开口咏凤凰”了。十四五岁，他在洛阳城里已经小有名气。当地名士把他比作汉代的班固、扬雄——那些写《汉书》、写《子虚赋》的大佬。杜甫后来写诗回忆这段日子，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一个少年，被一群成年人捧着、夸着、指着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换谁谁不得飘?

杜甫没飘。他只是把这些期待，装进了心里。

二十岁那年，杜甫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从开元十九年(731年)开始，他一口气游了十年。先下江南，吴越之地转了几年;后回洛阳参加乡贡进士考试——结果落榜了;没关系，继续游，又跑到齐赵大地(今山东、河北一带)，登泰山，打猎，喝酒，快活得不行。《望岳》就是这时候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诗搁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朋友圈文案：泰山真高，我要爬上去，把你们都踩在脚下。

那会儿的杜甫，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天宝三载(744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了。

这年夏天，三十三岁的杜甫在洛阳遇到了四十四岁的李白。当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说白了就是给了一笔遣散费，从长安赶出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李白的名气。人家早已是名满天下的“谪仙人”，杜甫呢?一个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后辈。

杜甫看李白，大概是粉丝看偶像的眼神。

两人一见如故，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秋天又遇上了高适，三个人一块儿登高怀古，饮酒赋诗，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快活日子。第二年，两人又在齐州(今山东济南)见面，同游了一段时间。

然后李白说：“我要去江东了。”杜甫说：“我要回长安了。”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李白在送别诗里问。

这一别，就是永远。

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杜甫后来写了很多诗怀念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加起来十几首。李白回赠的，不过寥寥几首。

但杜甫不在乎。他说：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他打心里佩服这个哥哥。

天宝五载(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他来干什么?求官。

按说杜甫的家庭背景，当官应该不难。但他爹已经去世了，家道中落;他虽是官宦之后，却没赶上好时候——宰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最恨读书人。

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下诏，让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来考试。杜甫兴冲冲去了。

结果呢?李林甫搞了个大新闻：一个人都不取。然后向皇帝汇报：“野无遗贤”——民间已经没有遗漏的人才了。杜甫傻眼了。

接下来的十年，是杜甫人生中最灰暗的十年。

他不得不像所有落魄文人一样，四处投诗干谒，给权贵们当门客。“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早上敲开有钱人家的门，晚上跟在有钱人的马车后面吃灰。残羹冷炙，满心悲酸。

有一年，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去山里采药卖钱，“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最惨的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杜甫去奉先(今陕西蒲城)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回到家，推开门，看见的是儿子的尸体。

他抱着那个小小的身体，哭得说不出话。

后来他写了一首诗，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有两句话，成为千古绝唱：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不是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烂了，但他没想到，烂到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

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的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跑了。

杜甫把家人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一个人去投奔刚即位的肃宗——结果半路被叛军抓住，押回长安。这一关，就是八个月。

第二年春天，他偷偷跑出来。站在长安街头，满目疮痍：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春望》，写的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一个被抓的囚徒，一个想念家人的男人。

后来他逃到凤翔，见到了肃宗。肃宗看他可怜，封他个左拾遗——从八品，相当于皇帝的谏官。但这官没当多久。

他替一个叫房琯的大臣说话，得罪了肃宗，差点被杀头。虽然最后没死，但从此被皇帝冷落。

乾元二年(759年)，他从华州回洛阳探亲。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东西：

新安那个地方，官员正在抓丁，连未成年的孩子都不放过;

石壕村里，老翁翻墙逃走，老妇被拉去军中服役;

潼关城下，那些被抓来的民夫，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着修筑工事……

他把这些写下来，组成了六首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叫它“三吏三别”。

这六首诗，像六组镜头，把战争中最真实的苦难拍了下来。没有浪漫，没有英雄，只有那些被时代碾压的小人物。

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乾元二年(759年)冬天，杜甫弃官了。

他对朝廷彻底失望，带着一家老小，一路向西，翻山越岭，来到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浣花溪边盖了一座草堂。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

草堂很小，很破，但杜甫很喜欢。他写诗记录这个新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天夜里下雨，他高兴地睡不着，爬起来写诗：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八月秋风怒号，把他家屋顶的茅草吹跑了。一群孩子跑来捡，杜甫气得直跺脚，骂他们“忍能对面为盗贼”。骂完躺下，越想越气。但想着想着，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所有跟他一样穷苦的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就是杜甫。

自己住在破草屋里，屋顶都没了，想的却是“天下寒士”。

别人写诗，写的是自己;他写诗，写的是天下。

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去世了。

严武是杜甫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成都最大的靠山。他一死，杜甫没了依靠，只好带着家人再次启程，沿江东下。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住了两年。这里是三峡入口，山高水急，云雾缭绕。杜甫的身体越来越差，肺病、疟疾、耳聋、臂瘫……但他没有停下写诗。

《登高》就是这时候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望远，满目萧瑟。落叶和江水，都在提醒他：时间不多了。

大历三年(768年)，他离开夔州，继续东下。

他想到江陵，想去岳阳，想回洛阳——那个他离开了几十年的家乡。

但他再也回不去了。

大历五年(770年)冬，湖南。

这一年，杜甫五十九岁。

他已经漂泊了两年，从江陵到岳阳，从岳阳到潭州(今长沙)，又从潭州到衡州(今衡阳)。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一条破船上。

船是他的家，也是他的牢笼。

最后的日子，他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里面有一句：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直到死前，他还在惦记着战乱未平的国家。

这一年的冬天，在从潭州去岳阳的湘江上，杜甫病逝于舟中。没有哀荣，没有追悼，甚至没有像样的棺椁。

他的儿子把灵柩暂时安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才由孙子杜嗣业迁回河南偃师，葬在首阳山下。

杜甫死后很久，都没什么人知道他。

他的诗在当时并不流行。人们追捧的是王维的山水，李白的豪放，岑参的边塞。杜甫那些写百姓苦难的诗，太沉重了，读不下去。

直到中唐，白居易、元稹开始推崇他;到了宋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把他奉为楷模。越往后，杜甫的地位越高。

闻一多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冯至说，杜甫的诗“是血与泪写成的”。

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说，在某些方面，杜甫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为什么?

因为他的诗里，有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叫大唐，它曾经无比辉煌，也曾经满目疮痍。杜甫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这个时代从顶点跌落的全过程。

他写自己，但他写的又不止是自己。

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为天下的穷人发声。

他写“三吏三别”——是为那些被战争吞噬的普通人立传。

他写“安得广厦千万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全部想象。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小。

他只是不忍心。

不忍心看着那些苦难，就那么过去了，没人记得。

所以他把它们写下来。

一千二百年后，我们翻开他的诗集，还能听见那个时代的声音——战鼓、哀嚎、哭泣，还有一个人在风雨中，轻轻地说：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个人，叫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