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末，汉口江滩的晚风裹着潮气，吹进武汉军区机关院落。站岗的新兵正议论一桩新鲜事：副政委岗位突然空降了一位三十出头的少校。老兵咂嘴，“才三十二岁？副政委？这可是大军区副职。”新兵眨眼，“听说是战斗英雄陈代富。”两人一句对话，很快便被暮色融进虫鸣。

若把时间拨回1960年初春，四川泸县的庄稼地里刚刚抽芽。18岁的陈代富放下锄头，递交了入伍申请。那年征兵队伍里，高个子青年不少，但能在格斗考核里坚持到最后的并不多，他是其中之一。三个月新兵集训，他的成绩始终排前三，尤其爆破与投弹，班长直言“天生打仗的料”。

三年后，他已是班长，还在林芝高原迎来第一次浴火。1962年10月22日凌晨，瓦弄方向的山谷被炮火撕裂。陈代富奉命突进敌方地堡，爆破筒没能一次塞入，他二话不说翻到顶部，用胸膛抵住舱盖，硬生生把炸药压了进去。剧震将他掀出两米远，他一条手臂血肉模糊，却硬爬回阵地。瓦弄一役结束时，他伤口尚未缝合，就接到“战斗英雄”通报。

“活着的黄继光”这五个字，使他进入宣传册、报告团，也推开了仕途大门。1965年起，排长、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职务像台阶一样往上垫。七年跨四级，在普通部队并不常见，却被解释为“树典型、立楷模”的正常需要。1973年秋，他的军装领口还没来得及换新符号，师副政委的任命电报又到了。半年后，他被直接列入武汉军区副政委人选，连当地干部都愣住——此前该岗位最年轻的，也是46岁。

华丽履历背后，却有另一副图景。陈代富仅有小学文化，文件批示需秘书摘要，他自己再口述签发。开会讨论战备方案时，将星云集，陈代富静坐一角，偶尔记录要点，插话极少。有意思的是，会后不少年长将领私下点头，“小伙子懂礼数”，但也忍不住嘀咕，“资历薄，架不住风浪。”

1975年初，王平奉命出任武汉军区政委。曾历长征、百团大战的老政委一到任，就宣布“整顿作风，厘清组织关系”。武汉冬天阴冷，他几乎天天穿棉大衣到机关翻卷宗、问情况。几周审查，陈代富的“任职跨度过大”“待遇超编”的记录被划红线。王平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到基层摔打，对你是好事。”陈代富立正回应：“服从组织安排。”语气平稳，却能听出唏嘘。

同年春，他转去某集团军代理师政委；名义仍是副军级，实际按师级对待。失去聚光灯后，他开始补文化，夜里对着油灯写字帖。1977年“四人帮”粉碎，军队大范围复查干部。陈代富因“任职过快且缺乏系统培养”被免去副政委职务，回师任正团级副政治部主任。1981年，组织对照年龄、伤残和早年功绩，再次批准其正团恢复，级别终止上升。

横看完整年表：从步枪兵到武汉军区副政委，只用了十二年；从副政委回落到正团，又走了四年。提拔有时像拉紧的弹簧，松手即回原位。陈代富未再说什么，部队转业时留下两句话：“军功在胸口，岗位在脚下。”这声音并不高，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