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流传一则悲剧性的新闻，河南周口六院的妇产科专家邵医生，在网暴中，从医院楼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57岁的生命，并留下遗书，希望以死为自己正名。据其家属介绍，网暴已持续七个月，起因是三起医疗纠纷，这三家人相互转发，形成了网暴。
在中国的舆论中，重刑主义、重罚主义，是一以贯之的流行。这种氛围之浓，连立法者都不敢接。比如，呼吁大卡车超载入刑，不是说超载出事入刑，是凡是超载，不管是否出事皆判刑。这一次也不例外，呼吁对网暴从重从快。
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比较蹊跷，如果家属几个账号之间相互转发，就能形成舆论，那舆论也太容易了。实际上，这个事件和近期一些新闻一样，是“没有细节的新闻”。有媒体去报道了事件，但只有关于医疗纠纷，邵医生本人的情况，但更关键的“到底是怎么网暴的”，几乎没有。
根据抖音的公号，三起医疗纠纷当事人及家属，一共搞了15个账号，四个周期内发布共计89条与医疗纠纷相关视频。76条因违反平台规则，在发布后即被平台处置了。然后，发布962条与医疗纠纷相关评论，这类就是到别人帖子的评论区去发，457条也在发布后就被平台处置。
抖音也给了说明，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8月2日，也就是大半年时间，邵医生本人账号共收到评论1.09万余条，内容多为正常互动、夸赞、支持。她应该有自己的视频账号，应该也经营得不错。这些互动中，也有60条攻击或不友善评论，其中51条均于发布当日或次日被平台处置。
这符合一般人发起舆论攻击的效率。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觉得什么事，一发到网上，就能传播，就能得到关注。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发大量的帖子，最后大众看到的，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传播非常难，非常贵，普通人要发起舆论，极难成功。
7个月60条，平均3天一条。在一个媒体人群里，有人就说，这完全谈不上网暴。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被辱骂，并不会导致自杀。
这个规模从公共传播的角度确实不是个事。当然具体到个体，承担的压力和伤害，会因人而异。同样的信息，对不同的人，作用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出，邵医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邵医生及其代理人发起的侵权举报48次，其中32次平台判定举报成功。
白居易有名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医疗纠纷维权的情况很多，事情没有定论之前，无法判断。
而且，由于网络暴力概念固有的模糊性与动态性，网暴界定与识别仍面临诸多困难。冷嘲热讽、风言风语等算不算网络暴力？不同人群对语言的主观感受与接受程度不同，对话者的身份不同，语境不同，难以用普遍规则界定网暴。施暴人数与攻击频次达到何种数值构成网暴，网暴评论数量在整体评论中的占比达到何种程度构成网暴，这些问题还不清楚。
平台一刀切，如果偏向医生，家属就不能发，真有冤呢？如果让家属发，必然引发对医院、医生的批评。这是一个两难局面。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把网暴的定义放得太宽。这里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到恶行、自由和公正之间复杂的关系。
这些轻微的恶行，其实源于自由。网暴是由无数具体的行为构成的，通常是辱骂、诋毁、侮辱性的言词。每一个具体的行为，在法律上都可能构成侵权，都可以民事诉讼去追究，有些还可能构成刑事责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危害轻微，也就是一个道歉的事。这些行为难以追究，就是因为人数很多，每个人施加的危害并不大。
语言的伤害是有限度的。越熟悉的人，语言伤害的力量越大，比如亲人；同在一个人际关系圈的人，语言也有伤害力。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语言伤害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很多人加起来，也并不是简单的相加的关系。所以，对于网暴的定义，不能过于宽泛，不能过于强调普通人言论的危害性。
比如，此次如果杨景媛自杀了呢？舆论的批评错了吗？是网暴吗？一篇客观中立的传播广泛的文章，不带一个脏字，但带来的压力，比一个普通人的辱骂大得多。这算网暴吗？
对网暴的态度背后，是对普通人言论的态度。很多时候，自由和风险，不能两全。舆论是第三方，但舆论不能只有一家，无数家媒体，甚至针锋相对，才能筛选出真相。但这要求自由的舆论环境，而自由的舆论，必然有普通人的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妨再看一个类似的案例。2022年10月，一个名为“终极猎手梦泪”的账号突然闯入，对老师进行辱骂，并配以刺耳的音乐。随后，“鸡你太美”这一账号也加入其中，对刘老师展开连番侮辱。其他陌生账号也纷纷涌入，播放音乐、大声起哄并辱骂老师，导致网课无法继续。经历持续两天的网络暴力后，刘老师因心梗去世。
2024年8月6日宣判：法院认定11名涉案者中，2名成年人被行政拘留十余日并赔偿道歉，其余未成年人接受行政处罚。家属确认部分施暴者已至坟前道歉。
处罚很轻微，但未必不合理。这里的问题是，网暴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回到真实的场景中，老师在网课，遇到黑客性质的侵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停掉网课，关掉直播。如果网络上的辱骂语言要入刑责，平时吵架纠纷中的辱骂呢？无论如何，网络中的辱骂能用拔插头解决，但现实中的辱骂，在同一个人际关系圈中，影响更大，不可以用拔插头的方法解决。如果网暴要入刑，现实中的辱骂就更加应该如此。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在逻辑上这就导向了，如果归咎一个集体性的概念“网暴”，那么，处理多半烂尾。
比如，钟晱晱和农夫山泉，的确经历了网暴。作为首富，他是有能力在法律范围内去处理的，请100个律师，一个律师5万，抓住100个侮辱性最强的人，进行民事诉讼。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归咎于一个集体性的概念“网暴”，哪怕他是首富，公开喊话，最后，也只有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网暴，平台的责任是采取一些综合措施，抑制侮辱性发言。但兜底性的处理，只有具体事情具体处理，不用一个模糊的网暴导向模糊的处理，而是放在现行的法律范围内去处理，给出明确的裁决和判断。民事的归民事，涉及刑事，则警察介入。社会可以提供相应的援助，平台提供便利。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其实，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不在于法一定要责众，只要能让领头的，最恶劣的付出代价，形成警示，其他人自然也就收敛了。
当然，在更大层面，自由和安全，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两难，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哈耶克有句话需要记住：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