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幸福娃

记得有句很现实的一句话：“世间少见及时雨，从来不缺马后炮。”

生活就是这样，你犯难的时候，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事过去了，罪也受了，苦也吃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全来了，当初你要是那样就好了，当初你要是这样就好了，他们好像什么都明白。

我们寻常过日子，谁不盼着那“及时雨”呢？这雨，不单是天上的雨，更是人间的情。

是你困顿时的援手，迷茫时的一句点拨，孤寂时的一份懂得。它须是恰好的，不早不晚，不多不少。

早了，人还未觉出渴来；晚了，那焦渴的心田怕已龟裂；多了，成了负担；少了，又解不得真正的急。

这“恰好”二字，最是难得，因它背后，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细致的体察与无言的承担。

可这般细致，这般承担，人世间终究是稀罕的。不是人心皆硬，而是各人有各人的风雨，自顾尚且不暇，能匀出一份心力，恰好落在他人最需要的时分与分寸上，几近于一种奇迹了。

故而“及时雨”之少，原不必苛责，这本是世间的常情。好比《道德经》里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运行，本无偏私的仁爱；人间情分，也多顺着各自的缘法与境遇流转，强求不来的。

我们感念那罕有的“及时雨”，是因它突破了这人情常理的“不仁”，闪出一星半点主动的、体恤的光辉来。这光辉，才格外叫人珍惜。

那“马后炮”呢，却实在太多了些。事情过了，尘埃落定了，那议论、评判、指点，便如夏日的蚊蚋，嗡嗡地围拢来。

“我早说了吧”、“若是当初听我的”、“你看，果然如此”。

这些话，听起来总是对的，因它架在既成事实的铁案上，怎么说怎么有理。

它无需费力，无需担当，更无需那“恰好”的智慧与勇气。它只是一种智识上的沾沾自喜，甚或是情感上的撇清与炫耀。

放这“马后炮”时，人是轻松的，姿态是高的，仿佛凌驾于那已过去的狼狈与挣扎之上。

只可惜，那在雨中湿了衣履的人，此刻需要的已不是对天气的事后预言，而是一盆炭火，或是一碗热汤了。

这“马后炮”盛行的根由，细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可怜。人总爱寻个“明白”，寻个“确定”。事前看不透，拿不定，那是顶叫人惶惑的。

待事情过了，回头一看，那因果的线索仿佛清清楚楚，于是忙不迭地描画出来，好叫自己、也叫旁人觉得，这世事原是明白的，可把握的。

这般举动，与其说是精明，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命无常与自身有限的无意识抵抗。

再者，说上几句漂亮的事后话，既显得自己高明，又无须付任何代价，这般“好事”，人性里那点虚荣与怠惰，自然是乐得去做的。

然而，这“及时雨”与“马后炮”的消长，映照出的，实在是我们立身处世的一种根本选择。

是选择去做那艰难而可贵的“体察者”与“承担者”，还是甘于做那轻松而空洞的“评判者”与“清谈客”？

前者需将心比心，需沉默的关切，需在最恰当的时机，奉上最实在的温暖。

这温暖或许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默默的陪伴，却因那“及时”，而有了千钧的重量。

后者则只需动动唇舌，挥挥衣袖，便能在想象的战场上，赢得一场又一场廉价的胜利。

我常想，杨绛先生身上，便有一股“及时雨”的风范。她一生经历的风浪不算少，但文字间从不闻喧嚣的事后抱怨，多的却是对困境中每一丝温暖的铭记，与对他人不易的深深体谅。

她写《我们仨》，写那些最平凡的相守，那在颠沛里一碗热汤的熨帖，在孤寂中一盏灯火的等待，这都是人间最珍贵的“及时”。

她不说那些“倘若当初”的空话，只将那份在恰当时候给予的、接收的暖意，细细地编织起来，成为渡人过河的舟筏。这或许便是她历尽沧桑而笔下始终温润的缘由吧。

由此观之，我们做人的修为，或许正可以从这“及时雨”与“马后炮”的拣选上，窥见一二。

少一些事后的聪明，多一些当下的淳厚。别人的难处，未必都能帮上，但那份“想着”的心意，若能化作一声关切的询问，一次耐心的倾听，便可能是一场心灵的“及时雨”。

而对自己的过往，也少一些懊悔的“马后炮”，既已发生，便如流水逝去，要紧的是从其中体味出一点人生的实感，作为明天的养分。

廊外的雨，不知何时歇了。天色清润起来，方才狼狈躲雨的人，也各自散去了。我想，这人世间的风雨，原是不会停的。

但愿我们，在风雨来时，能为自己、也为恰好同行的人，撑开一把小小的伞；在风雨过后，能收起那评说风雨的兴致，只默默记取那份潮湿的清凉，或是遗憾的微温，也就够了。

真正的懂得，往往不是喧哗的事后分析，而是风雨交加时，那一份无声的共在。

这共在的温暖，虽不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雨，却足以让赶路的人，心里头，亮起一盏不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