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7 年 11 月 16 日，巴黎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寒风穿过街道，行人裹紧了大衣，没有人注意到圣让 - 勒朗教堂的台阶上多了一个木盒子。
那个盒子看起来并不起眼，里面也没有装什么金银财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男婴。他冻得浑身发紫，声音微弱。如果那个巡逻的警官再晚来半个小时，人类对流体力学的理解可能要推迟五十年。
警官按照惯例，把这个孩子送到了专门收容弃婴的 “济贫院”。在那个年代，进了济贫院的婴儿，存活率低得惊人。
就在孩子被送走的几个小时后，一位叫德斯图什的骑兵军官急匆匆地赶回了巴黎。他听说孩子出生了，也听说孩子不见了。这位军官动用了一切关系，在那堆即将被遗忘的婴儿中把这个孩子找了回来。
他给孩子找了一位奶妈，是一位玻璃匠的妻子，名叫鲁索夫人。军官对鲁索夫人说：“照顾好他，钱不是问题，但不要问他的父母是谁。”
这个孩子因为是在圣让 - 勒朗教堂被发现的，所以受洗时得名让・勒朗。后来他在开展学术研究时，为了明确自身学术身份，自行增添姓氏 “达朗贝尔”，此后便以 “让・勒朗・达朗贝尔” 的名字活跃于学术领域。
为什么一个骑兵军官如此关心这个弃婴？他又为什么不能把孩子带回家？
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当时巴黎著名的社交名媛，也是极危险的女人 —— 克劳丁・德・唐森。
这位唐森夫人原本是个修女，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侍奉上帝，就通过教皇解除了誓言，来到巴黎经营沙龙。她聪明、冷酷，情人无数。怀孕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会影响她的社交地位。于是，她生下孩子后，直接把孩子扔到了教堂门口。
德斯图什是孩子的父亲，但他无法违抗唐森夫人的意志，也不敢公开认领这个私生子。他能做的，就是出钱，让这个孩子在玻璃匠家里活下去。
于是，达朗贝尔就在这种极其分裂的环境中长大了：他的基因来自巴黎顶级的贵族和智识阶层，但他的生活环境却是充满了煤灰味和玻璃碎片的贫民区。
他以为自己就是玻璃匠的儿子。
不想当牧师的律师是好数学家小达朗贝尔展现出了惊人的智力。德斯图什虽然不能认他，但一直在暗中观察。看到孩子是个天才，父亲很高兴，出钱送他去了著名的马萨林学院（Collège des Quatre-Nations）。
这所学校是詹森派的大本营。詹森派是天主教里的一支，特别强调道德严苛和宿命论，而且特别讨厌耶稣会。老师们很快发现达朗贝尔是个辩论奇才，于是决定把他培养成一名伟大的神学家，专门去和耶稣会吵架。
老师们拼命给他灌输神学教条。但达朗贝尔对那些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争论毫无兴趣。他在图书馆里翻到了一些关于几何和代数的书。
那时候的数学书并不像现在这样系统。达朗贝尔没有人指导，他只能自己推导。他发现，只要遵循逻辑，数字和符号就会乖乖听话，这比神学辩论里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实在得多。
毕业时，老师问他：“你打算在这个教会里担任什么职位？”
达朗贝尔回答：“我不信教。”
老师们气得半死。
离开学校后，达朗贝尔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得吃饭。父亲德斯图什在他 9 岁时去世了，虽然留了一笔年金给他，但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他需要一份职业。
他首先选择了法律。他去法学院读了两年，拿到了律师资格。但他发现律师这一行需要撒谎，需要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要处理无数枯燥的卷宗。他受不了。
他又去学医。他觉得医生救死扶伤，很高尚。但他发现学医需要背诵大量不仅难记而且毫无逻辑的拉丁文药名，还要解剖尸体。他又受不了了。
那一年，他 21 岁。他坐在玻璃匠养母那狭小的阁楼里，看着窗外的巴黎。他什么都试过了，什么都失败了。
他对自己说：“算了，我就做我喜欢的事吧，哪怕饿死。”
他把所有的医学书、法律书都搬到了朋友家里，只留下了数学书。
由于没有老师，他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查更多的书，或者自己重新发明一遍定理。这种独特的自学经历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不迷信权威。当他看到教科书上写着 “显然如此” 的时候，他会问：“真的显然吗？”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让他后来掀翻了物理学的一张桌子。
那个让牛顿尴尬的原理1739 年，22 岁的达朗贝尔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虽然有些错误，但那种清晰的逻辑让院士们眼前一亮。
1741 年，经过几次尝试，他正式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助理院士。在那个年代，科学院是法国智力的最高殿堂。达朗贝尔这个没有显赫家世、住在贫民区的小个子，此时和那些伯爵、主教们平起平坐了。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盯上了一个困扰物理学界很久的问题：动力学。
当时，牛顿的《原理》已经发表了半个世纪，但那是用几何语言写的，晦涩难懂。欧陆的数学家们正在努力用微积分来翻译牛顿的物理。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遇到了一个麻烦。处理静止的物体（静力学）很容易，受力平衡就行。但处理运动的物体（动力学）很难，因为物体在动，速度在变，力也在变。
达朗贝尔在 1743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动力学专论》（Traité de dynamique）。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 “达朗贝尔原理” 的想法。
这个想法简单得令人发指，却又天才得让人拍大腿。
他说：如果我们引入一个与物体运动加速度方向相反的虚拟惯性力，那么这个物体受到的所有外力与这个虚拟惯性力可构成平衡，由此能将动力学问题转化为静力学问题求解。
换句话说，他把复杂的动力学问题，变成了简单的静力学平衡问题。
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力学的发展方向。后来的拉格朗日正是站在达朗贝尔的肩膀上，才写出了那部没有一张插图的巨著《分析力学》。
达朗贝尔一夜成名。欧洲的数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字。
但达朗贝尔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在解决刚体运动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流体。空气、水，这些东西是怎么流动的？
1744 年，他研究了流体阻力。但他得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如果流体是理想的（没有粘性），那么一个物体在其中匀速运动时，受到的阻力为零。
这显然违背常识 —— 你在水里走，肯定有阻力。
达朗贝尔自己也很困惑。他把这个结果写了下来，后来人们称之为 “达朗贝尔佯谬”。这个佯谬折磨了物理学家一百多年，直到普朗特提出了边界层理论才算真正解决。
达朗贝尔就是这样，他要么解决问题，要么制造出让后人头疼一百年的问题。
弦的振动与巨人的战争1747 年，达朗贝尔向柏林科学院寄去了一篇论文，标题关于 “张紧的弦的振动”。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音乐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当你拨动琴弦，弦会振动。这个形状随时间如何变化？
达朗贝尔列出了一个方程。这个方程包含了一个未知函数对时间的二次导数和对位置的二次导数。这就是著名的一维波动方程。
为了解这个方程，达朗贝尔发明了一种方法（分离变量法的前身），他证明了弦的形状可以看作是两个波的叠加，一个向左跑，一个向右跑。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偏微分方程来描述物理现象。现代的无线电、声学、量子力学，源头都在这里。
但这篇论文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
参战方包括：
达朗贝尔：坚持认为函数必须是连续且光滑的。
欧拉：当时数学界的 “上帝”，他认为函数可以是折线，甚至可以是很随意的形状。
丹尼尔・伯努利：流体力学之父，他认为应该用正弦波的叠加来表示（虽然他当时没证出来，但他是对的）。
这三个人在信件和论文中互相攻击。欧拉说达朗贝尔太保守，达朗贝尔说欧拉不懂微积分的严格定义。
特别是欧拉和达朗贝尔，这两位原本关系还不错，因为这场争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欧拉虽然眼神不好（后来瞎了），但计算能力独步天下；达朗贝尔虽然计算不如欧拉快，但他逻辑严密，极其固执。
这场争论推动了函数概念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达朗贝尔还在复数方面做出了贡献。他证明了代数基本定理（任何多项式方程都有复数根）的一部分，虽然证明不完整，但在法国，这个定理至今仍被称为 “达朗贝尔定理”。
百科全书里的炸弹如果达朗贝尔只做数学，他会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他偏偏还想做个哲学家。
1745 年左右，书商想找人翻译英国的《百科全书》。他们找了两个人：迪德罗和达朗贝尔。
这两个人一合计：翻译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写一套？
迪德罗负责文科和工艺，达朗贝尔负责数学和物理。
达朗贝尔还负责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百科全书序言》。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序言，它是启蒙运动的宣言。达朗贝尔在文章里系统地把人类知识分成了记忆（历史）、理性（哲学和科学）和想象（艺术）。他把神学扔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这下麻烦大了。
在当时的法国，教会掌握着出版审查权。这帮人想把上帝边缘化？那还了得。
耶稣会开始围攻《百科全书》。他们指责达朗贝尔和迪德罗是无神论者，是国家的敌人。
达朗贝尔是一个性格谨慎的人。他喜欢在书房里算题，不喜欢在巴士底狱里思考人生。看到风声越来越紧，尤其是当政府撤销了《百科全书》的出版许可后，达朗贝尔害怕了。
他对迪德罗说：“我不干了。这太危险了。”
迪德罗是个硬骨头，他说：“我们不能放弃！”
达朗贝尔说：“你会坐牢的。”
迪德罗说：“坐牢我也写。”
最后，达朗贝尔真的退出了。他只保留了数学部分的撰稿工作，不再担任主编。这让迪德罗很伤心，觉得被背叛了。但我们很难苛责达朗贝尔。他是一个依靠年金和赞助生活的人，他没有迪德罗那种革命者的狂热。他只是一个想安静算数的聪明人。
但即便退出了编辑工作，达朗贝尔依然是启蒙运动的大佬。他给伏尔泰写信，给普鲁士国王写信，用他的笔作为武器，抨击教会的愚昧和偏见。
普鲁士国王的邀请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喜欢吹长笛，喜欢写诗，特别喜欢收集法国的哲学家。
他的柏林科学院里已经有了欧拉。但他还想要达朗贝尔。
腓特烈大帝给达朗贝尔写信，语气简直像个粉丝：“来柏林吧，我给你最高薪水，给你大房子，你还可以做科学院院长。”
当时欧拉还在柏林。达朗贝尔很清楚，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他和欧拉在弦振动问题上还在吵架。
达朗贝尔回信说：“陛下，如果有欧拉在，其他人哪怕是做副手都是多余的。”
这是一个极其高情商的拒绝。既捧了欧拉，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腓特烈大帝不死心，不停地加价。
达朗贝尔坚持不去。他说：“我在巴黎有我的根，虽然这里空气不好，人也吵，但我离不开。”
其实，他离不开的不是巴黎，而是巴黎的某个人。
但腓特烈大帝真的很够意思。虽然达朗贝尔没去，但他还是给了达朗贝尔一份丰厚的年金。这让达朗贝尔终于摆脱了经济压力，可以从玻璃匠家里搬出来。
沙龙里的女王达朗贝尔成名后，已经是全欧洲闻名的大数学家。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甚至出价十万卢布请他去当太子的老师，他都拒绝了。
但他依然住在养母鲁索夫人家里。那个房间阴暗、狭窄。
他的生母唐森夫人，看到这个弃婴竟然成了大名人，动了心思。她派人去找达朗贝尔，暗示想认回他。
达朗贝尔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的母亲是鲁索夫人，玻璃匠的妻子。”
这成了巴黎街头巷尾的美谈。
但是，达朗贝尔的内心是孤独的。直到他遇到了朱莉・德・莱斯皮纳斯。
朱莉也是一个私生女，身世比达朗贝尔还惨。她是另一位著名沙龙女主人杜德芳夫人的 “侄女”（其实是私生女）。朱莉在杜德芳夫人的沙龙里当助手，但她太聪明、太迷人了，客人们来沙龙不是为了看杜德芳，而是为了看朱莉。
杜德芳夫人嫉妒了，把朱莉赶了出去。
达朗贝尔此时做了一件很有男子气概的事。他公开支持朱莉，哪怕这意味着得罪杜德芳夫人这个他在社交圈最大的靠山。
由于达朗贝尔的支持，朱莉建立了自己的沙龙。达朗贝尔不仅是常客，还是台柱子。只要达朗贝尔在，沙龙里就充满了智慧的火花。
1765 年，达朗贝尔生了一场重病。朱莉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从此，他们住在了同一栋房子里。
这是达朗贝尔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每天早上醒来，和朱莉一起喝咖啡，然后上楼算他的微分方程，晚上下来接待伏尔泰、杜尔哥这些朋友。
他深深地爱着朱莉。他以为朱莉也爱他。
毕竟，他们都是被遗弃的孩子，都是私生子，都才华横溢。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死亡揭开的残酷真相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
1776 年，朱莉病重。达朗贝尔衣不解带地照顾她，就像当年她照顾他一样。
朱莉去世了。达朗贝尔的天塌了。
他在给腓特烈大帝的信中写道：“我失去了一切。”
在整理朱莉的遗物时，达朗贝尔发现了一叠信件。出于对亡者的尊重，他本不想看。但他还是看了。
如果不看，他可能会带着美好的回忆度过余生。看了，就是地狱。
信件显示，朱莉在和他同居的这些年里，与西班牙侯爵莫拉、吉贝尔伯爵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这份情感是达朗贝尔未曾感受到的。
在朱莉眼里，达朗贝尔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最可靠的伙伴，一个不可或缺的室友。但唯独不是爱人。
达朗贝尔崩溃了。原来这十几年的相守，对他来说是爱情，对她来说只是陪伴。
他感到了一种比当年被遗弃在教堂台阶上更彻骨的寒冷。
但他没有烧掉这些信。他也没有公开辱骂朱莉。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甚至继续在那间充满回忆的屋子里住着，直到去世。
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最大的悲哀：你可以解开最复杂的微分方程，却解不开人心的变量。
最后的方程朱莉死后，达朗贝尔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法兰西科学院的事务中。彼时他已担任科学院永久秘书，此前便常为已故院士撰写悼词，而此后这些悼词更成了他寄托悲痛的载体。这些悼词文笔优美，公正客观，成为了法国文学的瑰宝。
他在悼词中赞扬那些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也许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那颗破碎的心。
1783 年，达朗贝尔的膀胱疾病恶化。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那个年代，临死前都要有神父来做临终祷告。神父来了，想让这个著名的 “异教徒” 悔改。
达朗贝尔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思考那些悖论了。”
1783 年 10 月 29 日，让・勒朗・达朗贝尔停止了呼吸。
由于他拒绝接受临终圣事，教会拒绝让他葬在圣地。他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公墓的无名墓穴里。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
这似乎是一个凄凉的结局。
但是，对于达朗贝尔来说，这也许正合他意。他从一个无名的弃婴开始，最后回归于无名。
中间这 66 年，他用数学、用笔尖、用沉默守护了尊严。
他不需要墓碑。现代物理学的大厦，就是他的纪念碑。
免责提示：本文基于公开历史资料与技术文献整理，部分细节为叙事化演绎，仅供科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