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路遇女子贩卖字画，他竟然发现了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最后将这张画像花3块钱买了下来！   参考信息：余元盦著. 成吉思汗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12: 第9页.   太6了，3块钱买来了价值几个亿，谁能想到这在小说中才会发生的事，却能在现实中真正上演，不得不说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有可能比买彩票发财还靠谱。   成吉思汗生前曾留下四不遗言：不许为他写传记，不许为他画像，不许把他的名字刻在建筑物上，不许死后为他建陵墓。   这幅画像的出现，似乎与成吉思汗的遗愿相悖。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并非表面那么简单。事实上这幅画像并非成吉思汗在世时所作，而是他去世50年后，由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绘制的。   当时忽必烈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却发现祖庙中没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于是他命宫廷画家和礼霍孙，参照自己童年时期对祖父的记忆以及其他人的描述，绘制了这幅画像。   画中的成吉思汗并非其壮年时叱咤风云的形象，而是晚年沉稳睿智、博大精深的风范。   目前已知的成吉思汗画像仅有两幅，另一幅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代帝像册》中，为绢本设色半身像，是明代的临摹作品。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也是元代的真迹，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无可比拟。   北京东城区，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个不起眼的画摊显得格格不入。摊主是一位中年女子，衣着讲究，气质优雅与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这引起了北大教授史树青的注意。史树青文物鉴定领域的专家，平日里就喜欢流连于古玩市场，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这一次他的目光锁定在一幅卷轴上。打开一看画中是一位头戴貂皮白帽、身着乳白色毛绒衫的老人，圆脸方额目光深邃，黑白相间的胡须飘然下垂。   右上角的题字赫然写着：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讳帖木真。   这幅画像立刻引起了史树青的强烈兴趣。   他见过明代仿制的成吉思汗画像，但眼前的这幅，无论是纸张的质感、墨色的晕染，还是人物的服饰、神态，都透着一股古老的气息与史料记载的元代风格十分吻合。   画中人物的服饰细节与《元史·舆服志》的描述高度一致，更增添了他的判断的信心。   卖画女子名叫崔月荣，她的丈夫陈仁恪，父亲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四川督军陈宦。陈宦曾担任蒙古宣慰使，负责处理蒙古地区事务，与内蒙古颇具影响力的贡桑诺尔布王爷（贡王）关系密切。   贡王支持共和在陈宦的劝说下，积极促成内蒙古归附中央。为了表示感谢和友谊，贡王将自己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赠送给了陈宦。   这幅画后来由陈宦传给了儿子陈仁恪，最终到了崔月荣手中。崔月荣此次摆摊并非为了生计，而是因为搬家想为家中收藏的古字画找到合适的归宿。   史树青对这幅画像的喜爱溢于言表，他迫不及待地想将它收藏。崔月荣见史树青如此珍视这幅画，便以三块钱的象征性价格转让给了他。   史树青当时囊中羞涩，身上只有三块钱，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收藏这幅画的决心。这三块钱见证了一段文物与收藏家之间的缘分，也成就了一段收藏界的佳话。   史树青深知这幅画的价值，他将它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1962年文化部组织了由启功、张珩、谢稚柳等五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对这幅画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鉴定。   专家组从纸张、墨色、人物画风、题跋字体和用笔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最终确定这幅长58厘米、宽40厘米的成吉思汗画像确为元代作品。   这幅画的出现，填补了国家博物馆成吉思汗文物收藏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发现和最终归宿，展现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正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在消失多年后被重新发现一样，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守护。   我们期待着更多流失在外的文物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让中华文明的瑰宝得以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