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唐佛现民国色，老和尚善意油饰，梁思成痛心

站在佛光寺东大殿内，仰头望着正中那尊释迦牟尼佛，鲜蓝的袈裟、丹红的唇色、粉白的面容在殿内微光里格外扎眼——这般明艳的色彩，总让人下意识以为是近年修复的成果，可翻开创世的档案才知道，这抹“新”色，竟已在古刹里驻留了近百年。

很少有游客会细想，为何唐代的佛像能保留下形体，却丢了岁月该有的斑驳。直到指尖划过梁思成先生1937年留下的考察笔记，那字里行间的痛惜才顺着纸页漫上来：“这些像都在最近数年间受到重妆的厄运。”“最近数年”指向的，是1929年一个寻常的清晨，佛光寺里的诚习老和尚带着几位僧人，捧着化来的布施，将调好的油彩一笔笔涂在佛像上。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眼中“恢复庄严”的善举，会在八年后让一位中国建筑学家对着相机里的照片反复叹息。

要想看清这场“色彩的错位”，得先翻开1927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如今已更名为《中国佛教史迹》。书里收录着日本学者关野贞团队拍摄的佛光寺照片，小野玄妙镜头下的佛像，还裹着唐代的底色：袈裟是沉郁的赭石色，像被百年香火熏过的旧绢；面部晕染着淡淡的土黄，眉眼间凝着岁月磨出的温润。那些色彩不是刻意追求的“古朴”，是颜料在时光里慢慢氧化的痕迹，是香灰落在衣褶上积下的沉淀，每一道色块都藏着千年的呼吸。可仅仅两年后，诚习老和尚的油刷落下，这些沉淀便被鲜碧、丹红、粉白彻底覆盖。

没人会怀疑老和尚的初心。在佛教传统里，为佛像重塑金身本就是积功德的大事，更何况当时的佛像早已不是照片里的模样——历经千年风雨，殿内潮湿的空气让颜料层层剥落，有的地方露出了底下的木胎，有的则被香客的烟火熏得发黑。老和尚化缘时，或许听了无数香客“佛像失了庄严”的感叹，才下定决心要让这些佛菩萨重新焕发光彩。他找来的匠人，大概也没见过唐代颜料的真容，只能凭着当时民间庙宇的彩绘习惯调色，于是本该温润的唐代佛像，被刷上了民国年间最鲜亮的色彩，像戏台子上刚勾完脸的角色，热闹却失了神韵。

1937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团队钻进五台山深处，当他们推开东大殿的木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林徽因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她原本捧着笔记本，想记录下唐代雕塑特有的丰满肌理，可抬头看到的，却是“过于唐突鲜焕”的色彩，那些鲜艳的颜料像一层塑料膜，把佛像原本的古朴质感牢牢裹住。梁思成蹲在佛像前，手指轻轻拂过衣褶处的颜料层，能清晰摸到新漆下旧色的轮廓——他知道，这些佛像的形体还在，可最珍贵的“唐代气质”，已经随着那层旧色消失了。

团队里的年轻助手忍不住问，能不能把新漆去掉，让唐代的色彩重见天日。梁思成却摇了摇头，他知道当时的技术根本做不到——民国的油彩已经和底层的唐代颜料混在一起，强行剥离只会让佛像的木胎受损。他只能举起相机，把这些“穿错衣服”的佛像拍下来，在笔记里一笔一画记下色彩的变化，字里行间满是无奈：“淳古的色泽却已失去，工艺粗糙，色调过于唐突鲜焕。”

这份无奈，一直延续到1984年。当古建筑专家柴泽俊执笔编写《佛光寺》时，特意在书中提到了1929年的那次油饰，他没有苛责诚习老和尚，反而写下“出于好心”四个字。柴泽俊在实地考察时，曾对着佛像的颜料层做过细致研究，他发现老和尚选用的颜料虽然鲜艳，却都是当时能找到的优质矿物颜料——蓝色是石青，红色是朱砂，白色是铅粉，这些颜料耐得住岁月侵蚀，才让佛像的色彩能保留到今天。他在书中推测，老和尚当时大概是想“修复保护佛像，恢复其庄严外观”，只是他不懂文物保护的“最小干预原则”，更不知道唐代佛像的色彩本该有怎样的温润质感，才留下了这样的遗憾。

如今再站在东大殿里，看着这些“民国唐佛”，心里总有些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会惋惜，没能亲眼见到唐代颜料本该有的模样，那些被覆盖的赭石色、土黄色里，藏着多少当时工匠的审美与匠心；可另一方面，又会忍不住思考，诚习老和尚的“好心”，真的全是错吗？如果没有1929年的那次油饰，这些佛像会不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因为颜料剥落、木胎受损而彻底毁坏？毕竟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能有人想着为佛像“续命”，已经是难得的坚守。

有游客说，现在的色彩太艳了，像网红打卡地的布景，丢了古刹的厚重感；也有学者说，这些民国色彩已经成了佛像历史的一部分，它记录着1929年那位老和尚的善意，记录着不同时代人们对文物的理解与守护，不该被简单否定。甚至有人提议，用现代科技复原唐代的色彩，让佛像“穿回原来的衣服”，可立刻就有反对的声音——万一复原过程中对佛像造成损伤怎么办？复原出的色彩，就一定是唐代的原貌吗？

这些争论，其实都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文物保护，到底该守护什么？是守护它最初的模样，还是守护它在岁月里留下的所有痕迹？诚习老和尚当年不懂这个问题，他只知道要让佛像“好看”“庄严”；梁思成先生懂，可他受限于时代技术，只能留下遗憾的记录；如今的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理论，可面对这样的“遗憾”，依然会犹豫、会争论。

或许，这份争论本身，就是佛光寺佛像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它让我们看到，文物从来不是静止的古董，而是活着的历史——它会在不同的时代里，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每一次守护，无论对错，都藏着人们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就像东大殿的这些佛像，它们带着唐代的骨架、民国的外衣，站在那里，静静听着人们的讨论，也静静诉说着：守护文物，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善意，更需要智慧；需要坚守，更需要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