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这名军事叛逃者在一阵炮火中丧生，然后被一辆汽车碾过。这位反对派人士在立陶宛多次被人用锤子砸中。这位记者疑似在德国中毒而病倒。

自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入侵乌克兰以来，对俄罗斯人的攻击和骚扰——无论是否显赫——都被归咎于莫斯科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

尽管西方政府试图摧毁俄罗斯的间谍网络，但专家们表示，克里姆林宫显然仍有能力追查它认为是海外叛徒的人，试图压制异见。普京的反对者越来越担心莫斯科安全部门的长臂，包括在他们曾经认为安全的国家。

“我们刚从俄罗斯逃出来，还以为自己逃过了监狱，”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独立媒体《重要故事》(Important Stories)工作的记者伊琳娜·多里尼娜(Irina Dolinina)说。

多里尼娜和同事阿列西亚·马罗霍夫斯卡娅在2023年受到骚扰，导致人们担心他们受到监视。他们通过该媒体网站上的评论收到了威胁信息，并被告知不要前往瑞典参加会议。为了强调这一点，威胁包括他们的机票号码、座位位置和酒店预订。

“我们认为在这里是安全的，这是一个错误，”多里尼娜告诉美联社。

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被指责为此类袭击的罪魁祸首，它经常否认在国外追捕对手。

最著名的案例包括由苏联革命者转行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一名苏联特工用冰斧袭击身亡;以及供职于BBC保加利亚语部的持不同政见者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他于1978年在伦敦被一把带毒的雨伞刺伤身亡。

英国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安全部门犯下的其他中毒事件的发生地。叛逃者和前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2006年喝了含有放射性钋-210的茶后死亡，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患了重病，但在2018年被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袭击后康复。克里姆林宫一再否认与英国的案件有关。

现在，随着俄罗斯国内展开全面镇压，克里姆林宫的大多数政治对手、独立记者和活动人士都已移居国外。人们强烈怀疑，以及官员们的指责，莫斯科正越来越多地把他们作为攻击目标。

安全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说，俄罗斯追查这些人的范围之广，“即使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微不足道”，是因为俄罗斯当局认为他们“可能会回到俄罗斯，彻底摧毁这个国家”。

有许多报道称，不仅在有大量俄罗斯侨民的前苏联国家，而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流亡者受到迫害。

活动人士和独立记者报告了他们怀疑是中毒的症状。

调查记者埃琳娜·科斯季琴科(Elena Kostyuchenko)于2022年在从慕尼黑开往柏林的火车上生病，德国检察官后来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起谋杀未遂事件。

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俄罗斯基金会负责人纳塔利娅·阿尔诺告诉美联社，她5月份在布拉格疑似中毒后，神经仍然受损。她认为，由于她的亲民主工作，俄罗斯安全部门试图让她“沉默”。

在一起特别残酷的事件中，飞行员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Maksim Kuzminov)在西班牙东部港口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拉卡拉(La Cala)被发现，尸体上布满了弹孔，此前他遭到枪击，并被一辆汽车碾过。今年8月，他偷了一架俄罗斯米-8直升机，飞到乌克兰并叛逃后不久，针对他的威胁就浮出水面。

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谢尔盖·纳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说，33岁的库兹米诺夫在策划“肮脏而可怕的罪行”的那一刻，就成了一具“道德尸体”。

今年3月，已故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参谋长列昂尼德·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遭遇锤子袭击，手臂骨折。

立陶宛安全部门表示，这次袭击可能是“俄罗斯组织和实施的”。4月19日，波兰警方拘留了两名涉嫌受外国情报机构指使袭击沃尔科夫的人。

在普京掌权的几十年里，克里姆林宫多次否认它针对的是国内外的敌人。它没有对疑似中毒事件发表评论，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拒绝就沃尔科夫的案件发表评论，称这是立陶宛内政部的事。

即使是羽翼未丰的反战团体也发现自己被莫斯科盯上了。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俄罗斯人于2022年5月成立了首批支持乌克兰和政治犯的组织之一，他们在俄罗斯大使馆外焚烧了普京的一个标有“战犯”的肖像。

六个月后，俄罗斯当局将该组织列为不良组织，并威胁要对其成员处以罚款和监禁。他们的亲戚在俄罗斯的家中被警察拜访，他们的个人数据被泄露，成员们告诉美联社，由于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不愿透露姓名。

俄罗斯东正教沙皇格勒媒体表示，该组织的成员可能被外国情报机构招募，并称他们为“恐怖分子”。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反对战争，将会有令人不快的意外。

几天后，在圣彼得堡探亲时，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小组成员说，当她走出一家商店时，一辆警车停在了她面前。三个男人下了车，要了她的证件，强迫她上车，开车去了警察局，警笛响了起来。

“这真的很可怕。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确切位置的?”玛丽娜告诉美联社，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氏。

她面对着泄露的大使馆抗议数据和视频，调查人员要求她指认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披露其资金来源，并询问她对战争的看法。有人甚至质疑她为什么要在她父亲生日之前离开俄罗斯，并明确表示他们知道她家人的身份。

她被控违反行政法规，通常会被处以罚款。玛丽娜说，当警察准备开车送她去父母的公寓时，他们建议她“合作”，如果她想再次见到家人而不用担心被拘留，就成为一名线人。

瑞典安全局发言人索尔达托夫告诉美联社:“这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和俄罗斯政权的一种众所周知的作案手法，他们跟踪俄罗斯侨民在其他国家的反对者，并对他们进行不同类型的骚扰或情报工作。”

索尔达托夫说，克里姆林宫正在打击范围广泛的反对派，因为它担心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的亲西方起义，并希望防止异议的种子成长为“新的东西”。

尽管在2018年斯克里帕尔夫妇中毒和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采取协调行动驱逐了数百名俄罗斯间谍，但海外的俄罗斯人表示，他们担心莫斯科仍然可以联系到他们。

布拉格的调查记者马罗霍夫斯卡娅收到了匿名威胁，其中一封暗示要严密监视，“无论她在哪里遛狗，我们都会找到她。”

她和多里尼娜告诉美联社，她们在俄罗斯经历了这样的观察，包括发表了有关普京家族腐败的获奖调查报告后。

搬到欧洲后，多里尼娜说，她最初认为自己正在经历“持续的偏执”。然而，当她收到匿名威胁并在布拉格街头被跟踪时，她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这两名记者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安全部门针对了他们，但他们表示，他们认为个人数据——航班信息、护照号码和家庭住址——以及物理监控可能是由国家行为体精心策划的。

“我真的很震惊，这种情况发生在欧洲，”多里尼纳说。

尽管西方指责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事件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莫斯科仍然可以恐吓海外的俄罗斯人，但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

“这不是放弃的理由，”马罗霍夫斯卡娅说。“这是我继续工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