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晋西吕梁山脉深处的克难坡，正被一层萧瑟与肃杀所笼罩。
自太原沦陷后，这里便成为阎锡山第二战区的指挥中枢，也是华北抗战棋局上的关键支点。
而阎锡山，这位执掌晋绥两省的“山西土皇帝”也尽显风光。
某一日，宁夏省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突然风尘仆仆辗转千里抵达此地，专程面见阎锡山。
据悉，此次会面没有公开的仪式，也没有盛大的排场，但却藏着民国地方实力派在国难当头之际，最真实的利益纠葛与权力博弈。当
马鸿逵拍案而起、怒声质问时，阎锡山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吐出一句官场高调：
“国难时期要同舟共济，不要动肝火，甘肃大政，还要你去主持。”
令人诧异的是，在两人谈话期间，阎锡山居然唱开了高调，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背后无不道尽了抗战背景下，军阀们表面团结、实则各怀鬼胎的乱世真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要读懂这次会面，必先看清1940年的中国抗战时局。
彼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而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同时集中兵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
由此，华北、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各方势力角力的前沿：晋绥大地被日军分割蚕食，阎锡山的晋绥军退守吕梁山区，既要抵御日军，又要防范八路军，还要应付蒋介石中央军的渗透，可谓四面楚歌。
不过，尽管国难当头，民族大义高悬头顶，可对于马鸿逵、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军阀而言，保存实力、守护地盘，永远是比抗战更优先的考量。
提起马鸿逵与阎锡山，两人都是民国政坛上深耕多年的地方实力派，并且人生轨迹与执政逻辑，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也避不可免。
众所周知，马鸿逵出身西北马家军，是民国“西北四马”的核心人物，自1933年主政宁夏以来，便将这片土地打造成独立王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与绥西抗战，抵御日军从包头西进的企图。
但马鸿逵的抗战，始终带着鲜明的军阀色彩：只守地盘、不拼实力，部队只在宁夏周边布防，绝不主动出击，更不愿损耗一兵一卒。
因为他深知，在民国乱世，枪杆子和地盘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旦兵力耗尽，便会沦为任人宰割的棋子。
再看阎锡山，他则是民国军阀中的“常青树”，自辛亥革命后执掌山西38年，将“保境安民”奉为圭臬，始终想把山西打造成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模范省”。
1937抗战初期，阎锡山曾组织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展现出抗日决心，也是可圈可点。
然后，后来随着晋绥军损失惨重、山西大部沦陷，他的立场迅速转向“存在即是一切”，即在日军、蒋介石、八路军三方之间周旋，而核心目标只有一个：保住晋绥军的实力，守住山西的地盘。
那么，马鸿逵与阎锡山有矛盾吗？有，而且早在1939年绥西抗战打响后便已埋下伏笔。
众所周知，绥西地处宁夏与山西交界，是连接西北与华北的战略要冲，日军占据包头后，频频西进骚扰，威胁宁夏与晋西北的安全。
而当国民政府将绥西防务划归第二战区统筹后，阎锡山便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对马鸿逵部发号施令：
一是划定防区，将马家军主力限制在绥西偏远地带，把交通要道、粮秣产区划归晋绥军控制；二是克扣补给，上面下拨的粮饷、弹药，经阎锡山之手后，层层截留，拨给马鸿逵部的物资不足半数；三是干涉人事，试图安插亲信进入马家军，蚕食马鸿逵的兵权。
尤其更让马鸿逵忍无可忍的是，1940年春，日军发动绥西扫荡，晋绥军按兵不动，坐视马家军与日军血战，事后却向重庆邀功，将抗战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以“统一抗战”为名，要求马鸿逵抽调主力开赴晋西参战，这无异于让马鸿逵自毁长城。
尽管马鸿逵多次致电重庆抗议，却被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由搪塞过去。
显然，老蒋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利用阎锡山制衡马鸿逵，利用马家军牵制阎锡山，同时借抗战消耗地方实力，最终实现统一掌权。
就这样，在老蒋的制衡与阎锡山的挤压下，马鸿逵的怒火越积越旺，最终决定亲赴克难坡，与阎锡山当面对质。
1940年10月的一天，马鸿逵一众驱车从银川出发，经陕北、晋西，一路颠簸抵达克难坡。
彼时阎锡山早已接到通报，却并未摆出隆重的迎接仪式，只是让副官在窑洞外等候，尽显老军阀的傲慢与敷衍。
当时会面的地点设在阎锡山的核心窑洞内，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山西战区地图，气氛压抑而紧张。
马鸿逵一身戎装，面色铁青，进门后不等阎锡山寒暄，便径直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地质问：
“阎长官，我马家军在绥西浴血抗敌，死伤无数，可晋绥军却按兵不动，还克扣粮饷、划分防区，这是何道理？”
马鸿逵一身戎装，进门后不等阎锡山寒暄，便径直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地质问。
只见阎锡山慢悠悠地喝着茶，脸上挂着一贯的温和笑容，看似毫无波澜，实则早已打好了算盘。
“少云（马鸿逵字少云）老弟，息怒息怒。你我都是党国重臣，驻守西北、华北，皆是为了抗战大业。绥西战事紧张，晋绥军也有防区要务，分身乏术啊。”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马鸿逵猛地一拍桌子，怒火彻底爆发：
“日军进攻时，晋绥军就在百里之外，却一兵不发！上头拨的粮饷，到我手里只剩三成，阎长官，你这是借抗战之名，行排挤之实，想把我马家军耗死在绥西吧！”
马鸿逵越说越激动，而阎锡山却依旧面不改色，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故作深沉地说：
“少云老弟，你看这山河破碎，日军铁蹄踏遍半壁江山，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国难时期要同舟共济，不要动肝火。 你我皆是地方长官，理应以抗战大局为重，摒弃私怨，同心协力抵御外侮，岂能因一时得失，伤了和气？”
可以说阎锡山简直将官场手腕表现的淋漓尽致，他避开马鸿逵质问的核心，转而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用高调的话语占据道德制高点，既安抚了马鸿逵的怒火，又回避了自己的责任。
马鸿逵何尝听不出阎锡山的言外之意？所谓“同舟共济”，不过是让他乖乖听命、任人摆布罢了。
“阎长官，我马家军守土抗战，问心无愧。但粮饷必须足额发放，防区必须重新划定，晋绥军不得再干涉宁夏军务。否则，这绥西的防线，我马家军守不住，也不想守了！”
这是马鸿逵最后的底线，也是他的威胁。阎锡山深知，马鸿逵一旦撤兵，日军便会长驱直入，宁夏、晋西都会陷入危机，自己的地盘也会受到直接威胁。
诚然，蒋介石也绝不会允许他逼反马鸿逵，一旦西北大乱，中央军便会名正言顺地进入西北，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于是，阎锡山收起高调，开始做出妥协：“老弟放心，粮饷问题我即刻致电重庆，催促尽快拨付；防区划分，咱们重新商议，以马家军驻防便利为准；晋绥军绝不干涉宁夏军务，你我各司其职，共守抗战防线。”
最终，这场会面在“高调安抚与利益妥协”中落下帷幕。表面上，两人握手言和，达成了“同舟共济、团结抗战”的共识；实际上，所有的矛盾都未真正解决，只是暂时被搁置。
后来马鸿逵依旧死守宁夏，保存实力，极少主动出击；而阎锡山依旧在吕梁山区周旋，对日妥协、对老婆敷衍、对地方打压。
虽然两人再未当面冲突，却始终互相提防，所谓“同舟共济”，不过是国难背景下，地方军阀被迫摆出的政治姿态罢了。
再后来，马鸿逵逃往美国客死异乡，而阎锡山败退台湾，淡出政坛，两位“土皇帝”的传奇与纷争，最终都化作历史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