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的尴尬
1910年的无锡，钱家添了个丁。按照老规矩，周岁得“抓周”。大人们在桌上摆满了算盘、尺子、银元，当然还有书。小娃娃毫不客气，一把抓住了书，死活不撒手。大人们乐坏了，立刻给这孩子起名叫“钟书”——钟情于书。
这名字起得太准，准得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但大人们当时只顾着高兴，没意识到这孩子对书的“钟情”会发展成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也没想到这种痴迷会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
钱钟书小时候不算乖孩子。他有个怪癖，那就是爱胡说八道，也就是那时候人们说的“痴气”。但他伯父非常喜欢他，因为这孩子记性好。好到什么程度？他伯父带他去茶馆听说书，听一遍，回家就能连说带比划地复述出来，连说书人中间停顿喝水的动作都学得惟妙惟肖。
但这孩子在学校里是个大麻烦。数学，是他一生的死穴。
等到考大学那年，麻烦来了。1929年，清华大学招生。钱钟书自信满满地去了。国文考试，他一挥而就；英文考试，更是满分。但在数学考试的考场上，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巨大的滑铁卢。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5分。
满分100。
按照常理，这个分数别说清华，连普通的专科学校都得关门谢客。这要是搁在现在，这孩子基本就得复读或者去搬砖了。
但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拿着钱钟书的成绩单，陷入了沉思。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
罗家伦做了一个决定：破格录取。
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进了清华，但他没打算安分守己。他发了一个誓，听起来狂妄至极：“我要横扫清华图书馆。”
注意，他说的不是“读完”，是“横扫”。
他真的开始“扫”了。那时候的清华学生经常能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个，在图书馆的书架间穿梭，借书如山倒。他读书有个特点，不挑食。无论是深奥的哲学，还是冷门的方志，甚至是大部头的英法德意原版书，他都照单全收。
同学们很快发现，这个人不仅读书快，而且记性好得吓人。他在书上做笔记，密密麻麻，读完一本，笔记做完，那本书的内容基本就印在他脑子里了。
在清华，他有了个外号，叫“人中之龙”。但他对这个称呼不怎么感冒，他更热衷于给别人起外号，或者在他的文章里用最精准、最刻薄的语言去点评那些他看不上的教授和名流。他的嘴，比他的笔还要锋利。
那时候清华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叫吴宓。吴宓很欣赏钱钟书，但钱钟书对吴宓的讲课风格颇有微词。他在课堂上画画，画什么？画吴宓的表情包。他在笔记本上写打油诗，讽刺教授们的迂腐。
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换做别人早就被打断腿了。但钱钟书有资本，他的期末成绩单总是让教授们无话可说。而且，他在清华遇到了那个能降住他的人。
这个人叫杨季康，笔名杨绛。
那个不需要相亲的下午
1932年的春天，清华古月堂门口。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踩老布鞋，戴着一副老式眼镜。杨绛呢，也是一身朴素。两人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也不是“天气不错”。
他说：“我没有订婚。”
杨绛的反应也很绝，她接了一句：“我也没有男朋友。”
就这么两句话，把那些传言、误会统统扫进了垃圾桶。没有试探，没有推拉，直接摊牌。这种效率，简直不像是在谈恋爱，倒像是在进行学术研讨。
钱钟书不是个木讷的书呆子。他在追求杨绛这件事上，展现出了他在数学考试中从未有过的精明和细腻。他给杨绛写信、写诗。
杨绛懂他。她看懂了这个男人狂妄外表下的赤子之心，也看懂了他那颗除了书谁都装不下的大脑里，居然给她留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位置。
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杨绛后来回忆说，钱钟书虽然学问大，但拿筷子像抓棍子，鞋带永远系不紧。要是没有杨绛，这位大才子估计能把自己饿死在书堆里。
牛津的日子
大学毕业后，钱钟书考取了庚款留英公费生。这又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过程。虽然他数学不好，但考这种纯语言和文史的试，就是小菜一碟。
他和杨绛一起坐船去了英国，进了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
在英国，钱钟书干了两件事：一是继续疯狂读书，二是疯狂吐槽英国人的生活。
他读遍了牛津图书馆里的书，但他读完书有个习惯，那就是不怎么爱惜书。他在书上乱画，做笔记，但他记性实在太好，那些书的内容被他吸收消化后，就成了他自己的东西。
他对学位的态度也很奇葩。他完成了论文，本来可以拿博士学位，但他觉得那个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没去领。他在乎的是书里的知识，不是那张证明他读过书的纸。这种态度，让那些为了文凭焦头烂额的留学生们恨得牙痒痒。
在牛津的生活充满了琐碎。杨绛坐月子的时候，钱钟书想要露一手，给她炖鸡汤。结果他手忙脚乱，把厨房搞得像战场，但最后端出来的鸡汤居然味道还不错。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当然，他在牛津也没闲着。他发现英国人的食物难吃得令人发指，于是他和杨绛想方设法自己做饭。为了吃一顿红烧肉，他们要在英国的肉铺里费尽口舌解释什么是“五花肉”，还要想办法用英国有限的调料调出家乡的味道。
除了吃和读，他还干了一件更幼稚的事。他们住在公寓里，邻居养了只猫。那只猫经常欺负钱钟书家养的猫。钱钟书受不了这个气？他特意准备了一根长竹竿，只要听到窗外有猫叫，不管多冷，也不管是不是半夜，他都要从被窝里钻出来，拿着竹竿冲出去帮自家的猫打架。
你能想象吗？这样的文学泰斗，大半夜穿着睡衣，挥舞着竹竿在牛津的院子里追赶一只猫。
围城内外的冷眼旁观
回国后，时局动荡。抗战爆发，钱钟书辗转在几所大学任教。生活很苦，但他那张嘴依然不饶人。
他在蓝田师范学院教书时，条件艰苦，没有电灯，也没有好茶。但他依然保持着他的绅士风度，只是这风度里透着一股子酸楚。他把这些经历，以及他在学术圈、社交圈看到的那些怪现状，都记在了心里。
1946年，战后。钱钟书一家回到了上海。生活依然拮据，而且闷。在那种无聊的环境里，钱钟书决定写点什么来解闷。
于是，《围城》诞生了。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很有意思。杨绛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劈柴生火做饭，甚至还要去修马桶，只为了让钱钟书能安安静静地写书。钱钟书每天写几百字，写完就给杨绛看。杨绛是他唯一的读者，也是最忠实的粉丝。
《围城》一出版，炸了。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本小说里没有英雄，没有烈士，只有一群在生活和婚姻的泥潭里打滚的普通知识分子。方鸿渐这个角色，懦弱、虚荣、无能，却又善良、真诚得让人恨不起来。
钱钟书以独特的笔触，剖开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他写的那些比喻，刻薄得让人拍大腿。比如他说那个张小姐，“局部真理”，说那个苏小姐，“心里有座塔，塔里有个人”。
有人说钱钟书在影射谁谁谁，钱钟书对此嗤之以鼻。他说他写的是人性，不是某个人。但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太眼熟了，仿佛就在身边。
这本书让钱钟书彻底出名了。但他对这种名声很警惕。他说：“吃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这句名言，后来成了他拒绝采访的万能答复。
管锥编
建国后，钱钟书进了社科院。他不再写小说，转而一头扎进了故纸堆。
他在干什么？他在编一张巨大的网。
这就是《管锥编》。
这本书，你要是没点古文功底和西学基础，根本看不懂。甚至可以说，就算你有功底，你也未必能完全看懂。全书用文言文写成，旁征博引，涉及中西几千年的文化典籍。
钱钟书写这本书的方式非常原始。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那几麻袋的笔记，和他那个恐怖的大脑。
他读书做笔记的习惯保留了一辈子。凡是他读过的书，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他都做摘录。这些摘录被他剪贴、整理，最后汇聚成了《管锥编》。
这本书里，他打通了中西文化的隔阂。他在谈论《周易》的时候，会引用黑格尔；在分析《诗经》的时候，会搬出弗洛伊德。在他眼里，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没有国界，没有时间限制。
这套书的出版，震惊了国际汉学界。外国学者惊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这个封闭的年代，竟然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如此透彻。
但钱钟书写这书的时候，环境并不好。他和杨绛住在一个简陋的宿舍里，还要面对各种政治的干扰。他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隐身。他把所有的锋芒都藏进了书里，只有在字里行间，你才能偶尔看到那个曾经刻薄、幽默的钱钟书。
高墙内的沉默
那十年，对于钱钟书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期。
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你能想象吗？那个手无缚鸡之力、连左右脚都分不清的钱钟书，要去种菜、看大门。
但他居然适应了。或者是说，他用一种幽默消解了苦难。
他是邮递员。每天背着大邮包，在干校的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但他把这项工作当成了一种乐趣，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看杨绛。杨绛在菜园干活，他就隔着小溪，和她说几句话，或者递给她一张写着情话的小纸条。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他依然保持着他的童心。有一次，他抓到了一只癞蛤蟆，他把癞蛤蟆放在桌上，认真观察它的丑态，甚至还想给它写首诗。
他不与现实硬碰硬，他躲进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那里有书，有智慧，有无限的空间，谁也关不住他。
那个时期，他没有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但他保全了自己，保全了杨绛，也保全了那份读书人的尊严。
拒绝见客的老头
风暴过后，钱钟书回到了北京。
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国宝级的人物。全世界的记者、学者都想见他。出版社排着队要给他出书。
但他把大门一关，谢绝见客。
他家的电话成了摆设，或者是被他拔了线。他不愿意参加任何会议，不愿意接受任何头衔。政府要给他分大房子，他不要；电视台要来采访，他不开门。
有一位英国女士，费尽周折打通了他家的电话，表达了想见他一面的强烈愿望，说自己是他的超级粉丝。钱钟书在电话里礼貌而坚定地说了那句著名的“鸡蛋论”。
“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味道不错，何必非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对方哑口无言。
他不是在耍大牌，他是真的觉得没必要。他觉得作家就应该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其他的都是多余。而且，他太忙了，他还有太多的书要读，太多的笔记要整理。
但他也有破例的时候。如果对方真的是有学问、懂行的学者，他会聊得很开心。
我们仨的离散
故事到了最后，总是要面对告别的。
钱钟书这一生，最大的软肋就是家人。他和杨绛，还有女儿钱瑗，组成了“我们仨”。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也是他所有的快乐源泉。
女儿钱瑗，也是个才女，继承了父母的智慧和幽默。钱钟书把女儿宠上了天，在女儿面前，他一点父亲的架子都没有，倒像是个顽皮的大哥哥。
但是，命运在最后关头，给了这个幸福的家庭重重一击。
1997年，钱瑗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钱钟书躺在病床上，得知这个消息时，没流一滴泪，只是眼神里的光，瞬间灭了。
一年后，1998年，钱钟书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在医院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杨绛守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这一生，他们从未分开过这么久。
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看着杨绛，那个陪了他六十多年的女人。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闭上了眼睛。
读书的人
钱钟书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没完。
杨绛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那是几十麻袋的笔记，那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心血。
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钱钟书还有那么多未发表的东西。那些笔记里，藏着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思考。
他在笔记里依然那么犀利，那么不留情面。他嘲笑那些虚伪的道学家，他解构那些看似神圣的理论。
他的书，《围城》、《管锥编》、《谈艺录》，依然摆在书店显眼的位置。年轻一代的读者读到《围城》，依然会被里面的金句逗笑，依然会感叹：这老头，真毒，也真懂。
有人说，钱钟书是最后一位古典文人。也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但他可能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爱读书的人。一个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读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