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泓峰）人类历史的地图，长期以来被两种力量共同绘制：一种是先天、静态的“资源禀赋”，它决定了土地的生产力、矿产的丰瘠、气候的温寒与地理的通塞；另一种是后天、动态的“技术赋能”，它决定了人类利用、转化甚至替代这些禀赋的能力。过去，技术赋能能力在全球的分布相对分散，禀赋差异虽带来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有限且可被地缘政治联盟所调节的。

然而，我们正步入一个技术赋能能力呈现“指数级分化”的新纪元。以人工智能、自动化、新能源和数字网络为核心的数智革命，并非均匀的雨露，而是选择性的洪流。它没有抹平禀赋差异，反而像一台超高倍率的“不平等放大器”。其结果是：先天禀赋的烙印被技术与权力共同烧灼得更深、更难以逾越，一张基于全新逻辑的全球不平等地图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而传统的地缘政治秩序，已无力装下这张正在剧烈变形的地图。本文将论证，这场由 “禀赋-技术”双重力量驱动的重构，其最终指向并非简单的多极化，而是全球秩序的“逻辑层”与“地理层”发生深刻剥离，地缘政治的传统基石正因此被撼动。

一、旧烙印——资源禀赋决定论的局限与遗产

资源禀赋的不均衡，曾是世界秩序的原始脚本。在农业时代，沃土与水源定义了文明的摇篮；在工业时代，煤炭与铁矿的分布，划分了先发工业国与后发国家；在石油时代，地下流淌的“黑色黄金”重塑了20世纪的地缘政治，造就了资源型国家的财富与脆弱。

这种基于地理位置和物理资源的不均衡，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民族国家竞争的物质基础。地缘政治的精髓，在于对关键地理节点（海峡、运河）与战略资源产地的控制。然而，这一体系的局限性在于：禀赋的价值是相对的，依赖于特定技术范式（如石油在内燃机时代才有战略价值），且其稀缺性可以被技术部分克服（如化肥提高土地产出、海运降低地理阻隔成本）。传统地缘政治，本质上是在一个以物理资源为核心、地理距离为重要约束的棋盘上进行的博弈。

二、新引擎——技术赋能将改写不均衡方程式

数智革命为“不均衡”注入了全新的、动态的变量，它在三个层面彻底改写了游戏规则：

1.核心生产要素的迁移：从“稀缺物理资源”到“可规模化数字资源”

过去，权力与财富源于对稀缺物理资源（土地、石油、矿产）的占有。而今，核心生产要素正转变为数据、算法与算力。这些数字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如一人使用不减少他人可用性）和极低的边际复制成本，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限供应。然而，其生产、控制和增值过程却呈现出骇人的高度集中性：数据向平台巨头汇聚，顶尖算法人才集中于少数企业和地区，先进算力被科技强国垄断。这意味着，新的不平等不再源于“占有”的差异，而源于“创造与控制”能力的鸿沟。

2.“资源诅咒”的2.0版：禀赋依赖型国家的系统性困境

对于高度依赖传统资源出口的国家，数智革命带来了双重打击：一是需求侧冲击：新能源技术（光伏、储能）与循环经济，将削弱化石能源的长期需求；合成生物学与材料科学，可能替代对部分稀有矿产的需求；二是供给侧歧视：数字经济的价值链顶端（设计、算法、品牌）与底端（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硬件组装）的价值分配极度不均。缺乏数字创新生态的资源国，即使参与全球数字分工，也可能被锁定在价值洼地，沦为 “数字原材料”供应国——提供原始数据，却无法享受其衍生价值。他们的传统禀赋优势正在贬值，而新的赋能门槛却高不可攀。

3.“地理套利”的终结与“创新生态”的霸权

全球化1.0时代，资本在全球追逐劳动力与资源成本的“地理套利”。而在自动化与AI时代，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的成本优势被机器人与软件极大侵蚀。资本和人才不再追逐廉价劳动力，而是追逐“创新生态密度” ——即顶尖大学、风险资本、技术巨头、宽松监管与专业服务聚集的“数字城邦”（如硅谷、深圳、特拉维夫）。这使得全球创新与财富创造，在空间上进一步集中于少数几个“巅峰节点”，而广大地区面临“产业空心化”与“人才虹吸”的双重困境，地理位置的“先天差异”被技术赋能的后天选择无限放大。

三、秩序重构——从“地理地缘”到“逻辑联盟”的阵痛

在“禀赋-技术”双重力量的撕裂下，运行了数百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经历一场“系统不兼容”危机，其核心特征是 “权力场”与“地理场”的加速分离。

1.地缘政治的“弱化”与“异化”

（1）传统手段失灵：对石油管道或海峡的军事控制，无法遏制一次跨境的网络攻击或金融科技的“脱媒”效应。领土主权在面对跨境数据流、数字货币和全球平台时，管辖权变得模糊而无力。

（2）权力性质变迁：影响力不再与国土面积和军队数量简单正相关。一家科技巨头的全球用户网络、一个开源软件社区的规则制定权、一国在量子计算或AI基础模型上的领先优势，这些 “非领土性权力”正成为塑造国际规则、标准与生活方式的核心力量。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与一场全新的“技术-标准地缘”竞争交织并行，且后者日益占据主导。

2.新秩序胚胎：“3+2”逻辑联盟的浮现

全球体系正在重组，但重组的主线并非纯粹的地理板块，而是基于技术路线、治理模式和资源依赖逻辑的新型聚合。这与我们探讨的“3+2”力量格局相呼应：

（1）北美数字-金融联盟：权力核心源于对数字“操作系统”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控制。

（2）东亚制造-治理联盟：权力源于“物理世界数字化”的制造能力与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效能。

（3）欧洲规则-绿色联盟：权力源于设定全球伦理、隐私与绿色技术标准的“规范性力量”。

（4）全球南方枢纽国家与“非国家超级实体”：则作为关键变量，或依附于某一联盟，或利用数字工具在特定领域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这些“联盟”的疆界是流动的、功能性的，远超地理范畴。它们的竞争，围绕数据规则、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和未来产业范式展开，这标志着全球秩序的核心博弈场，正从“争夺地理空间”转向“定义运行逻辑”。

3.全球治理的“断层线”：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困境

在气候变化、海洋治理、网络空间规则、AI伦理等全球数字-生态公地领域，基于主权平等的传统多边治理体系陷入瘫痪。技术赋能的不对称，使得大国在承担义务与享受权益上分歧巨大。而技术本身（如地球工程、基因驱动）又带来了需要全球共同管控的、全新的“公地风险”。旧的治理架构无力应对，新的基于逻辑联盟的“小多边”或“利益攸关方”模式正在萌芽，但这也可能导致全球规则进一步碎片化，形成一个技术上高度互联、但治理上深度割裂的危险世界。

四、寻找新均衡——在“烙痕”中开辟生路的战略选择

面对被技术与禀赋双重固化的不平等烙印，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其战略核心必须从被动承受位置，转向主动参与新逻辑的塑造。

1.国家战略：跨越“禀赋陷阱”，投资“元能力”

（1）资源国的转型：必须将传统禀赋的收益，强制性、战略性地投入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国民数字素养、本土创新生态与韧性社会网络，以购买一张通往数字时代的“船票”。

（2）所有国家的优先项：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应从GDP规模转向“数据治理能力、算法创新生态、算力基础设施与数字社会韧性”的乘积。投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和制度敏捷性，培育无法被简单复制的“元能力”。

2.全球治理：从“分配存量”到“赋能增量”，构建“公正转型”框架

国际社会的努力方向，应从单纯援助和转移支付，转向构建 “技术赋能普惠框架”。

（1）开放数字公共产品：推动建设全球性的科研数据平台、开源模型库与数字技能培训网络。

（2）改革全球税收与数字治理规则：应对跨境数字企业的税收挑战，并建立更公平的数据价值分配原则。

（3）聚焦“公正转型”：在全球气候与数字转型中，建立基金与机制，确保依赖传统产业的国家和社群不被抛弃。

3.文明对话：在“逻辑重构”中锚定价值基石

当秩序的逻辑发生根本改变，比技术竞争更深层的，是关于 “怎样的全球秩序是正义的”这一价值对话。这要求不同的文明与治理模式，不仅展示其技术效能，更要阐明其发展范式如何能贡献于人类整体的可持续性、包容性与尊严。在算法可能比宪法更能影响普通人生活的未来，价值话语权的竞争，与技术领导权的竞争同等重要。

五、结语——超越烙印或成为烙印本身

资源禀赋的不平等，是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盖上的烙印。数智技术并未承诺将其抹去，反而以其冷酷的逻辑，选择将其加深、固化，或为少数幸运者提供漂白的可能。我们目睹的，是一场全球秩序在“地理惯性”与“逻辑革命”之间的剧烈撕扯。

地缘政治的弱化，并非世界的“去政治化”，而是政治斗争的主战场发生了迁移——从对领土与资源的血腥争夺，转向对技术标准、数据主权、未来产业定义权与文明话语权的复杂博弈。这场博弈的残酷性丝毫不减，但其形态更加隐形、门槛更高、胜者通吃的效应也更显著。

最终，人类面临的抉择是：我们是任由“禀赋-技术”复合体铸造出新的、更坚固的全球种姓制度，并接受一个由算法与资本定义的、冰冷而割裂的秩序？还是能够运用集体的智慧，主动设计新的制度与伦理，将技术赋能的方向扭转向普惠，让全球秩序的重构过程，同时成为一个纠正历史不公、迈向更实质性正义的过程？

这不仅是经济或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关乎文明灵魂的伦理与政治抉择。不均衡的烙印或许永存，但烙印的深度与含义，将由我们此刻的选择来决定。我们站在一个旧地图已失效、新蓝图待描摹的关口，手中握着的，既是刻画命运的烙铁，也可能是疗愈伤痕的良药。

作者简介：蒋泓峰，均衡管理学创始人，企业安全成长架构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历任中国农垦集团成员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16年。《中国食品安全报》原常务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原《信息导刊》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