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运期间，几亿中国人拖家带口、拎着大包小包，飞机火车电动车，硬生生把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短期人口迁徙给固定成了每年一次的常规动作。为什么？答案其实特别简单——家里有顿年夜饭在等着。
我们把时间拨回三千多年前。
《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一句：“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话听着耳熟吧？《七月》这首诗讲的是周代农民一年到头的劳作，春耕秋收，到了年底终于能歇口气，大伙儿聚在“公堂”里，举着牛角杯，互相祝福长寿。
学者萧放考证过，这个“公堂”不是衙门，而是供奉先祖牌位的祖屋——也就是说，那会儿的年终聚会，第一要紧事不是吃喝，是祭祀。
你可能会想，祭祀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
上古社会，庄稼人靠天吃饭。一年到头风调雨顺，地里长出粮食，首先得感谢谁？感谢神灵。怎么感谢？把新收的粮食做成祭品，供奉上去。这叫“蜡祭”，祭祀的对象是百神，感谢他们这一年没折腾人。
后来家族社会慢慢成型，祭祀的重点就从前排的“各路神仙”转到了后堂的“自家祖先”。蜡祭变成了腊祭，时间也从岁末挪到了腊日。
《四民月令》里写得清楚，东汉时期，大户人家腊日要杀猪宰羊，不是为了囤年货，是为了“祀祖”。祭祀完了怎么办？祭品不能浪费，全家老小围坐分食。这就是年夜饭最早的雏形？
所以年夜饭的底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吃”，是“敬”。
那时候的人们相信，逝去的亲人并没有走远。年三十夜，阴阳两界的门会打开，祖先的灵魂会循着烟火气回到家中。活着的人要做的，就是把最好的食物摆上桌，等他们先用。等祖先享用过了，人间才能动筷子。这个规矩在南方一直延续。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得起有祠堂的大宅子。北方许多寻常百姓家，祭祀的仪式简化了许多——没有专门的家庙，就在堂屋正中的墙上贴一张“三代宗亲”的红纸，或者请出祖先牌位，摆上供品。
萧放先生在书里记过一个细节，早年东北农村，除夕煮出第一锅饺子，盛第一碗，不能吃，得放在祖宗牌位前，供一会儿，才算礼成。
这与其说那是给祖先的饭，不如说那是给自己心安的药。在那个医疗匮乏、灾害频仍的年代，活着太不容易了。一家人能齐齐整整熬到年关，靠的不光是力气，还有一点运气。把这运气归功于祖先的庇佑，是谦卑，也是感恩。
年夜饭真正在文献里留下清晰的脚印，是南北朝的事。
宗懔写过一本《荆楚岁时记》，专门记录长江中游一带的节令风俗。书里有一条：“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年底了，家家户户备好荤的素的，聚在一起喝酒守岁，迎接新年。
唐朝的年夜饭，真没你想象的那么丰盛。
史料里记载了长安百姓除夕的食单：第一道酒，椒柏酒；第二道菜，五辛盘；第三道甜食，胶牙饧；最后一道主食，汤中牢丸。
椒柏酒，花椒和柏叶泡的酒。味道如何？古人没细说，但想来不会太好。为什么要喝它？为了祛病延年。
五辛盘，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全是生吃。辛辣冲鼻，吃到流泪。为什么？还是为了驱虫散寒，预防春季流行病。
胶牙饧是麦芽糖做的，黏牙黏到怀疑人生，主要是给老人吃的——考验牙齿够不够坚固，也祝福长辈长寿。
汤中牢丸，类似今天饺子和汤圆的混合体，连汤带水，是这顿饭里唯一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这顿饭的重点，从头到尾都不是“好吃”，是“有用”。驱寒、祛病、验齿、饱腹，像一份寒夜里的生存指南。
反观同一时期，官员们中进士、升官职办的“烧尾宴”，那才是真的奢靡。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里，菜名华丽得像诗：巨胜奴、贵妃红、御黄王母饭、光明虾炙……牛羊猪鸡鱼虾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样不少。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一个很残酷的原因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过年不是庆典，是关卡。
我们至今管过年叫“年关”。这个词不是修辞，是真实的恐惧。北半球冬季，尤其中国北方，严寒让万物休眠，地里长不出粮食，圈里牲畜要省着吃。从腊月到开春，两三个月的时间，全靠入冬前的存粮。人口多、家底薄的人家，可能捱不到正月十五粮缸就见底了。
所以晋朝韩鄂过年要给家人喝屠苏酒，说是“屠割腐草”泡酒，其实本质是防疫，怕过个年一大家子病倒。
年兽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听过。说太古时期有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就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人们为了躲避它，每到这天就扶老携幼逃往深山。后来发现这怪兽怕红、怕光、怕响声，于是贴红纸、燃爆竹、点灯火，终于把它赶跑了。
古人不知道西伯利亚冷空气，不知道极地涡旋，只知道每年到了最冷的那段日子，天黑得特别早，夜长得熬不到头。老人熬不过去，孩子咳嗽发烧，存粮一天天减少。那种漫漫长夜里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明天太阳的恐惧，被具象化成了一只叫做“年”的怪兽。
所以全家老小围坐一起，不分开，是为了在黑暗中互相壮胆；饭前先祭祖，是祈求冥冥中的护佑；菜肴要有鱼，哪怕穷到用木雕的鱼摆上桌，也要讨一个“年年有余”的口彩，因为害怕明年还会饿肚子。
守岁呢？守岁就是熬年。谁都不敢睡，怕睡着的时候怪兽来了。大家一起聊天、打牌、嗑瓜子，熬过这一夜，天亮了，公鸡打鸣了，年关就闯过去了。宋代《梦粱录》里写“围炉团坐，酌酒唱歌……谓之守岁”，听起来浪漫，根子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今天读来是热闹，放在当时，那是驱鬼的声响。先有恐惧，才有驱赶；先有驱赶，才有狂欢。这一层一层的情感沉积下来，才沉淀成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喜庆”。
宋朝是个转折点。
倒不是说宋朝人突然变富了——宋朝当然富，但更重要的是，宋朝的市井文化空前繁荣，饮食从庙堂之高、祭祀之重，走向了街头巷尾的日常。我们今天过年吃的饺子，就是在宋朝完成了从“平民小吃”到“年节象征”的身份转变。
饺子的前身叫“角子”，北宋汴京街头随处可见，是一种带馅的面食。当时它没有节令属性，随时可吃，就跟今天的包子差不多。到了南宋，临安人把这种食物和除夕守岁联系起来，取“更岁交子”之意——子时是新旧年的交界，饺子谐音交子，吃了它就象征跨过了时间的门槛。
明朝把这个习俗正式抬进了宫廷。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正月初一五更起床，要“饮柏椒酒，吃水点心”，这个“水点心”就是饺子。而且宫廷里包饺子，有时候会暗藏一两个银钱在馅里，谁吃着谁就交好运。
饺子包硬币的习俗一直传到今天。小时候为吃到那枚硬币，撑到肚子圆滚滚也不肯停筷。祖母总是笑着把盘子往我面前推，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一锅饺子里，其实包了好几枚硬币，专挑我夹的那几只塞进去的。
明朝另一个贡献，是把汤圆和年糕正式纳入了年夜饭的序列。
汤圆的前身是宋朝上元节吃的“圆子”，用糯米粉搓成，馅料有甜有咸。年糕则是南方稻作区的日常食物，糯米饭反复捶打，切成块状，能存放很久。明代江南文风鼎盛，士大夫阶层喜欢玩谐音梗——汤圆谐音“团圆”，年糕谐音“年高”，都寄托了吉祥的寓意。于是这两样食物从上元节跨界到了除夕，一直吃到今天。
至此，年夜饭的基本格局成型了：北方以饺子为主角，南方以汤圆、年糕为标配，大鱼大肉环绕四周，鱼要有头有尾，鸡要整只上桌，丸子象征团圆，韭菜寓意长久，萝卜叫彩头，豆腐是斗富……每一道菜都是吉祥话的具象化，每一口下去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在清代，“年夜饭”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文献里。顾禄《清嘉录·十二月·年夜饭》：“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
从“分岁”“团年”“合家欢”到“年夜饭”，名称的更迭背后，是这顿饭越来越走向世俗化、家庭化。它不再只是祭祀的尾巴，不再只是辟邪的仪式，而成了一家人情感交流的主场。
回头再看，这顿吃了三千年的饭，究竟为什么能一路传下来？
是因为好吃吗？肯定不是。论精致比不过淮扬菜，论新奇比不过分子料理，论排场比不过婚宴酒席。论味道，家里做的年夜饭甚至常常不如平时——忙乱中出的菜，咸了淡了，凉了热了，总有瑕疵。
是因为重要吗？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重要性不是哪个人赋予的，是无数代人用脚投票、用胃选择、用心记住的结果。
从先秦的祭祀品，到南北朝的合家饮；从唐朝的辟邪宴，到宋元的市井食；从明清的吉祥菜，到当代的团圆饭——这条脉络里贯穿始终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心理：人要回家，家要有人。
所谓年味，就是人味。
一年不赶，赶年三十晚。
赶的不是饭，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