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疫苗巨头科兴，一年狂赚一千多亿。

账上躺着一百多亿美元现金，却被纳斯达克强制退市。

背后不是没钱，而是两个创始人的十年血战。

从会议室唇枪舌剑，到生产园区砸生产线、剪电线，再到毒丸计划稀释股权。

最疯狂的是，股票停牌六年，股民眼睁睁看公司赚疯了却拿不到一分钱。

最后，一个进了监狱，一个失去了一切。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最荒诞的自我毁灭。

2021年的科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疯狂的造富神话。

一年狂揽200亿美元营收，净利润145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千多亿。

那时候的科兴，疫苗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订单排到了第二年，全世界都在抢着要它的疫苗。

可谁能想到，仅仅四年时间，这个曾经的疫苗巨头，就沦落到被美股扫地出门的地步。

更离谱的是，早在2019年2月，科兴的股票就被纳斯达克停牌了，股价永远定格在6.47美元。

也就是说，科兴最赚钱的那几年，股东们眼睁睁看着公司日进斗金，却连一分钱红利都摸不着。

财报逾期？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科兴真正的病根，从来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

一场长达十年的内斗，一场资本围猎的盛宴，把这个本该扛起中国疫苗行业大旗的巨头，搅得一地鸡毛。

故事的开头，本该是一段“技术+资本”的创业佳话。

2001年，技术专家尹卫东和北大教授潘爱华一拍即合，联手创办了北京科兴。

尹卫东懂技术，手里攥着甲肝灭活疫苗的核心研发能力，是业内公认的“疫苗狂人”。

潘爱华懂资本，熟稔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人脉通天。

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天衣无缝。

那时候的科兴，是真的争气。

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尹卫东和潘爱华。

尹卫东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CEO。

他是一位从基层防疫站，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与企业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参与甲肝灭活疫苗的研发。

2001年，他创立科兴生物，并带领团队先后成功研制出SARS疫苗、甲肝疫苗、禽流感疫苗、甲型H1N1流感疫苗等。

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尹卫东迅速组织力量，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合作，率先启动了灭活疫苗的研发。

在他的领导下，科兴研制的“克尔来福”疫苗成为全球最早进入临床III期试验的疫苗之一。

并在国内及全球数十个国家，获批紧急使用或附条件上市。

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中国力量。

潘爱华的身份则更为多元。

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未名医药的董事长。

他更早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的教师。

是中国生物工程领域，产学研结合的早期倡导者。

他和尹卫东一起，创立了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最初是由潘爱华的未名集团，与尹卫东的科兴控股，在2001年共同合资组建的。

潘爱华曾长期担任科兴的董事长。

在科兴发展的早期阶段，潘爱华利用其学术背景和资源，为公司的技术转化，以及资本运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可以说，他是科兴早期发展的关键推动者，与幕后智囊。

不过，后来未名集团与科兴控股之间，围绕公司控制权发生了法律纠纷。

潘爱华因此与尹卫东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这里补充个冷知识：

我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就是他们公司研发的。

2003年，科兴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中国首家赴美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

敲钟那一刻，尹卫东和潘爱华站在一起，笑得满脸通红。

他们或许都以为，这是梦想的开始，却没想到，这是一场十年恶斗的序章。

裂痕，是从2015年开始出现的。

那时候，科兴有了从美股退市、回归A股的想法。

这本是件好事，可问题出在“蛋糕怎么分”的问题上。

谁来掌控退市后的公司？

谁来主导未来的战略方向？

当时，尹卫东想深耕疫苗研发，把科兴做成世界级的生物药企，砸钱搞创新。

而潘爱华却更看重短期利益，想趁着退市套现离场，落袋为安。

意见不合，导致二人的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刚开始，还只是会议室里的唇枪舌剑。

尹卫东拍着桌子说：“科兴是做疫苗的，不是圈钱的工具！”

潘爱华冷笑反驳：“没有资本，你的技术就是废纸！”

后来，争吵变成了暗地里的较劲。

尹卫东拉拢技术骨干，潘爱华则在股东群里煽风点火，散布尹卫东独断专行的谣言。

到了2018年，这场内斗彻底撕破了脸，演变成了一场荒诞到离谱的“厂房肉搏战”。

那天，北京昌平的科兴生产园区，天刚蒙蒙亮，就被一阵刺耳的争吵声打破。

几十名穿着黑色工装的陌生男子，突然冲破了园区大门，手里拿着钳子、撬棍，甚至还有棍棒，直奔疫苗生产线而去。

带头的，正是潘爱华的亲信。

“把电闸拉了！”

“把工装都收走！”

“谁敢拦就揍谁！”

喊叫声、机器的轰鸣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混作一团。

生产线的工人都懵了，眼睁睁看着这群人剪断电线，关掉机器，把生产记录撕得粉碎。

车间里，几百万剂即将出厂的疫苗，因为断电瞬间报废。

其中包括220万人份的国家免疫规划流感疫苗。

还有350万支准备出口“一带一路”国家的甲肝疫苗。

这些疫苗，是工人们熬了无数个夜晚生产出来的。

关系到几十万孩子的入学体检。

总价值千万。

然而在资本的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

潘爱华的目的很简单：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逼迫尹卫东交出公司控制权。

他赌的是，尹卫东舍不得砸掉自己亲手打造的生产线。

那天的冲突，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有工人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

技术人员想抢救疫苗，被硬生生拖走。

园区的保安想报警，却发现电话线早就被剪断了。

最后，还是附近的居民听到动静报了警，警察赶到，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可惜几千万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几百万支疫苗报废，生产线瘫痪了半个月，直接损失超过3000万。

更要命的是，科兴的声誉因此受到重创，原本谈好的几笔海外订单，直接黄了。

潘爱华的这波操作，把尹卫东彻底惹毛了。

面对潘爱华的步步紧逼，尹卫东忍无可忍。

于是，他反手打出了一张王牌：

毒丸计划。

所谓“毒丸计划”，就是紧急向自己的盟友，低价增发大量新股。

这一招，直接稀释了潘爱华手中的股权，让他原本持有的18%股份，瞬间缩水到不足5%。

尹卫东引入的尚珹资本、维梧资本，瞬间成了科兴的大股东。

这场内斗，闹得实在太难看了。

纳斯达克的监管层，看着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气得直摇头。

他们见过公司内讧，但没见过内讧到打砸生产线、剪电线的。

这是典型的狠起来连自己都打。

2019年2月22日，纳斯达克一纸公告，直接把科兴的股票停牌了。

科兴的股价，直接定格在6.47美元，总市值3.89亿美元。

公告里的理由很直白：

科兴公司治理混乱，不适合继续上市交易。

纳斯达克监管层的想法很简单：

啥时候你们把内斗摆平了，啥时候再谈复牌的事。

可他们没想到，这一停牌，就是整整六年。

更没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奄奄一息的科兴，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疫情初期，疫苗成了全世界最紧缺的物资。

科兴旗下的新冠灭活疫苗，凭借成熟的技术路线，率先获批紧急使用。

一时间，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国内几亿人等着接种，国外一百多个国家排队求购，甚至有国家元首亲自打电话催单。

科兴的生产线，再次开足了马力。

那时候的科兴，赚钱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一支疫苗的成本不过几十块，售价却能翻几倍。

2021年，科兴的营收突破200亿美元，净利润145亿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千多亿。

账上的现金，取出来能堆成一座小山。

这是科兴最高光的时刻，也是最讽刺的时刻。

因为股票早就被停牌了，股价定格在6.47美元。

那些持有科兴股票的股东，眼睁睁看着公司日进斗金，却连一分钱红利都拿不到。

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在股吧里骂娘，可骂归骂，一点用都没有。

有个叫老王的股民，至今记得自己的惨状。

2018年，他听朋友说科兴是疫苗龙头，前景大好，就把自己半辈子的积蓄，一共50万，全买了科兴的股票。

结果他刚买没多久，就赶上了停牌。

他本想着等复牌后大赚一笔，好给儿子买房娶媳妇。

可谁能想到，科兴的股价一停就是六年。

他的50万，变成了账户里一串冰冷的数字，取不出来，卖不出去。

“尹卫东和潘爱华斗得死去活来，我们这些小股东，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老王在网上发帖哭诉，字字泣血。

而这场内斗的主角，也迎来了各自的结局。

潘爱华的激进打法，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2024年，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潘爱华有期徒刑13年。

判决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潘爱华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2.3亿元，用于个人投资和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