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通过熟人介绍，我住进深圳这栋国企老宿舍的五楼，楼是八十年代盖的，墙皮卷起焦黄的边，楼梯扶手磨得发亮。

搬来头一晚，房东说：“守门的是一对夫妻，男的看门，女的扫楼。有事找他们。”他没说他们的名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扫楼的保洁阿姨。某天凌晨四点三十一分。我下楼扔垃圾，撞见一个人影跪在三楼拐角。她手里攥着块抹布，正一点一点揩地砖上干涸的水渍，年约50开外。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冲我挤了个笑——是那种不敢多笑的、怕耽误工夫的笑。

后来我知道，她每天四点到岗。这栋楼六层，没有电梯。她要赶在七点之前扫完所有楼道、擦净所有扶手、清空所有垃圾桶。七点一过，住在这楼里的人们陆续出门上班，皮鞋踏在她刚擦过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理所当然的声响。

没有人看她。

02

深圳7、8月份，台风频发。

有天下午，我正在房里赶稿，窗外天色骤然沉下来，像谁用铅灰色的毯子一把蒙住城市。风灌进楼道，撞得每扇门闷响，刹那间，暴雨倾盆而下。紧接着我听见一声尖锐的骂声。

从门缝往外看，保洁大姐跪在四楼拐角，攥着扫把，死命把涌进楼道的雨水往外推。水裹着泥沙、烟头、不知谁扔的餐巾纸，从楼梯口一级一级滚下来。她来不及拦。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站在二楼平台，举着手机，声音刺穿楼道：

“人家打电话投诉了！楼道进水，保洁不管！你看看这成什么样子！”

她低着头，惊慌得象个做错事的孩子，额前的头发任风吹得凌乱，一声不吭，只是卖力打扫。

那件洗得泛白的工服后背，洇出一团深色的汗渍，正一寸一寸地扩大。

03

有一天傍晚，我在楼梯口又撞见保洁大姐。她坐在最低一级台阶上，两手撑着膝盖，望着门口那棵黄葛树发呆。扫帚横在脚边。

我站在她身后，没出声。

黄葛树正在落叶。叶子铺了一地，黄的，褐的，边缘卷起。风一来，沙沙响。她没动。

过了很久，她忽然开口，像自言自语：“以前在老家，我家院子里也有棵树。”

我问什么树。

“不知道。春天长叶子，秋天落。落了扫，扫了落。”

她顿了顿。

“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能一直扫，也是福气。”

我没有接话。黄昏的光从门框斜切进来，把她花白的鬓发镀成淡金色。

直到我离开那个小区，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只偶尔听人喊她“阿姨”“保洁”“那个扫地的”，守门的师傅喊她“老婆”。她答应。谁喊她都答应。

深圳这座城市，处处繁花似锦。保安大爷、保洁大妈，却活像《超级马里奥》里的蘑菇小怪，在同一张地图上来回走，重复同一套动作，充当游戏背景里最基础的、也最易被忽略的像素。

可他们也是某个人的父亲、母亲、妻子、丈夫。是院子里那棵不知名的树的落叶。落了扫，扫了落。

年关将至。大家陆陆续续收拾行李返乡。我路过大门时，随口问了句保安大爷：你们多久休一天？啥时候放假回家呀？他愣了一下，像没听懂这个问题。

“没人替班，”他说，“没假。我俩就是全部人。都快10年了。”

他说的“我俩”，是指他和她的保洁老婆。这栋楼、这个单位大院的垃圾、铁门、夜灯、落叶、雨水、狗粪，归他们二人收拾看管。全年无休，因为无人替班。

04

写到这里，我起身去阳台。凌晨四点的深圳还黑着，远处有几盏路灯，光晕里飘着细密的雨。楼下那间值班室的灯亮着。

守门师傅坐在玻璃窗后，头一点一点，像在打盹。他身旁，保洁大姐靠墙坐着，手里攥着那块抹布，垂着头，睡着了。

黄葛树还在落叶。雨落无声。

我想起保洁阿姨说的“福气”。

——能一直扫，也是福气。

可人都会老的。

会扫不动落叶，提不动四五十斤的垃圾袋，蹬不动没有挡风棚的三轮车。会从凌晨四点醒来到凌晨四点醒不来。到那时，谁来扫这片落叶？

文明不应该是淘汰。不应该是把用尽力气的人丢进遗忘里。文明的刻度，不该用效率的尺子去量，而该用它对弱者弯下腰的弧度去量。西方历史上那些“斩杀线”的惨剧——当社会把老弱视为冗余、把劳动尊严碾进尘土——不该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我们是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民族。

天快亮了。值班室的灯还亮着。

我关上窗，想，等天亮下楼，该去问一问他们的名字。

但是，很快，我就忘了。

作者简介

语语兮，女，民族：汉。吃吃美食养养花草，写写文字没个正经；平凡快乐小人物，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