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的香港高等法院，冷气顺着大理石地面蔓延至每个角落，比寒意更刺骨的，是法官掷地有声的那句宣判：“曾荫权，你有罪！”

被告席上的老人身形微颤，花白的头发贴在鬓角，标志性的蝴蝶结领结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朴素的便服，往日里眼底的锐利与从容，此刻被错愕与茫然彻底取代。

这一年，曾荫权72岁。

这个年纪，本该是安享晚年、被过往功绩环绕的时光，可他却站在了被告席上，等待着法律的裁决。

在场的记者们快门声此起彼伏，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彻底褪去光环的“前英雄”——谁能想象，十九年前，正是这个男人，站在亚洲金融风暴的狂风暴雨中，以一己之力扛起香港的经济命脉，与“金融死神”索罗斯殊死对抗，成为全港民众心中的救世主。

从万人敬仰的“打鳄英雄”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从执掌香港的特首到编号84321的囚犯，曾荫权的人生落差，远比维多利亚港的潮起潮落更为剧烈。

有人说，他是功过参半的复杂个体，功绩足以载入香港史册，过错却也无法被轻易宽恕；也有人说，他是贪欲的牺牲品，临退休前的一念之差，毁掉了自己一辈子的清誉；更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他的案件是香港法治精神的缩影——再高的地位、再大的功劳，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

要读懂曾荫权的悲剧，必先回到那个风雨如晦的1998年，回到那场关乎香港命运的金融大战。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国际金融中心，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

彼时的香港，经济繁荣、百业待兴，所有人都期盼着回归后的美好未来，可这份憧憬，仅仅维持了一年，就被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击得粉碎。

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投机大鳄乔治·索罗斯，以及他麾下的量子基金。

索罗斯深谙金融投机之道，擅长抓住各国经济体系的漏洞，通过做空货币、操控股市的方式牟取暴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东南亚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泰铢大幅贬值，泰国央行耗尽外汇储备也无力回天，最终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印尼盾崩盘，印尼经济陷入瘫痪，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也纷纷中招，金融市场一片狼藉。

扫清了东南亚的障碍后，索罗斯将目光投向了香港。

在他看来，刚刚回归的香港，政治与经济尚未完全稳定，联系汇率制度看似坚固，实则存在可乘之机，而香港庞大的外汇储备，更是他眼中的“肥肉”。

1998年8月，香港的盛夏酷暑难耐，可金融圈却一片冰封。

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国际炒家开始大规模做空港元，疯狂抛售港元换取美元，同时大肆做空恒生指数期货，双重夹击之下，港元汇率濒临崩溃，恒生指数一路暴跌，从1万多点跌至6000多点，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银行挤兑风波频发，香港经济濒临崩盘。

彼时，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正是曾荫权，他也是香港154年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财长，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并称为董建华麾下的“金融三剑客”，三人都是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者，却在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是坚守自由市场原则，任由国际炒家宰割，还是打破惯例，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干预？

“当时的压力，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曾荫权后来在回忆中坦言，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脑子里全是股市和汇率的波动，眼前浮现的，是香港民众的期盼与担忧。

任志刚也曾在后来的采访中透露，他与曾荫权、许仕仁三人多次彻夜长谈，内心充满矛盾：“我们一辈子都信奉自由市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运行，但那一刻，我们知道，不能再等了，一旦香港金融体系崩溃，几代人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开表示，香港政府入市干预的做法不会成功，还会损害香港金融管理局多年积累的公信力。

反对者认为，动用外汇基金入市，无疑是“赌徒式”的行为——那118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是香港几代人省吃俭用积累的“棺材本”，是维持香港经济稳定的基石，一旦失败，香港经济将倒退几十年，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支持者则表示，面对国际炒家的恶意做空，被动防守只会任人宰割，唯有主动出击，才能守住香港的金融生命线。

在巨大的压力与争议中，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改变香港命运的决定——入市反击。

1998年8月14日，香港股市开盘前半小时，曾荫权通知香港证监会主席，特区政府将正式入市，任志刚亲自赶赴前线督战，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大战，正式打响。

曾荫权亲自坐镇指挥，下令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规模买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同时坚决捍卫港元汇率，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展开正面交锋。

那半个月，香港股市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屏幕上的数字每跳动一次，就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港元的资金流转。

索罗斯一方疯狂抛售股票，试图压低股价，赚取期货差价；曾荫权一方则咬牙接盘，不计成本地买入，硬生生将不断下跌的恒生指数稳住。

曾荫权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每天都熬得双眼通红，兜里始终揣着一封辞职信：“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了，我就引咎辞职，承担所有责任。”

他的妻子曾鲍笑薇也曾透露，那段时间，曾荫权经常半夜惊醒，浑身是汗，嘴里还念叨着股市的点位，看着丈夫日渐憔悴的模样，她既心疼又无奈，只能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这场战役的背后，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

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记者会上公开表态：“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彼时的中国，正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国内需求不振、失业增多，出口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即便如此，中央政府依然坚定地站在香港身后，明确表示人民币绝不贬值——要知道，当时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货币都贬值了30%至50%，人民币一旦贬值，港元联系汇率制度将面临更大的压力，香港的处境也会更加艰难。

中央政府的表态，给了香港特区政府极大的信心，也震慑了国际炒家。

8月28日，被称为“香港金融保卫战”的决战日，国际炒家孤注一掷，疯狂抛售股票，试图做最后的挣扎，而香港特区政府则沉着应对，持续买入，最终成功稳住恒生指数，国际炒家因资金耗尽，被迫平仓离场，亏损惨重，灰溜溜地退出了香港市场。

这场战役，香港特区政府以惨胜告终，动用了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守住了香港的金融体系，也守住了几代香港人的心血。

战役结束后，曾荫权一战封神，“打鳄英雄”的称号传遍香港的大街小巷。

走在街头，民众会主动向他挥手致意，媒体将他捧为“香港的救世主”，他的头像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封面，甚至有商家推出了以他为原型的纪念品。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曾评价：“曾荫权在1998年的决定，是香港近代史上最勇敢的决策之一，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国际炒家，守住了香港的金融命脉，这份功绩，值得被永远铭记。”

风光无限的背后，是曾荫权仕途的一路坦荡。

1944年，曾荫权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警察，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刻苦努力，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香港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政府工作，从基层职员做起，一步步往上攀升。

他做事严谨、雷厉风行，又兼具亲和力，深得上级赏识与民众认可，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从财政司副司长到财政司司长，再到政务司司长，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稳健。

2005年，董建华辞去香港特首职务，曾荫权以补选的方式当选香港特首，2007年，他成功连任，任期长达7年，成为香港回归后任职时间较长的特首之一。

在担任特首期间，曾荫权致力于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推动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缓解了香港的住房压力、就业压力，促进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他始终保持着英伦绅士的派头，衣着整洁，说话慢条斯理，标志性的蝴蝶结领结成为他的象征，无论出席什么场合，他都显得从容不迫、风度翩翩。

有人说，曾荫权是“最懂香港的特首”，他深知香港民众的需求，也了解香港的优势与短板，始终以香港的利益为重；也有人说，他过于注重形象，有时显得不够务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任职期间，香港整体保持了稳定与发展。

时间一晃到了2012年，曾荫权的任期即将结束，此时的他，已经68岁，距离退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功成身退，安享晚年，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彻底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

2012年2月，香港多家媒体突然同时爆料，曝光了曾荫权的“豪宅门”“奢华游”等一系列丑闻，标题一个个触目惊心，瞬间引爆了香港舆论。

最先被曝光的，是深圳东海花园的豪宅事件。

据悉，曾荫权计划退休后到深圳养老，看中了东海花园一套6000多尺的三层豪宅，附带一个大型花园，装修豪华，设施齐全，这样一套豪宅的装修费用，高达数百万港元。

租房子养老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套豪宅的装修费用，并非曾荫权自己支付，而是由香港雄涛广播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黄楚标承担。

更严重的是，在黄楚标的雄涛广播申请数码广播牌照期间，曾荫权作为特首，主持行政会议讨论该牌照的审批事宜，却从未向行政会议申报自己与黄楚标之间的利益关联，涉嫌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媒体还曝光，曾荫权多次乘坐黄楚标的私人飞机前往泰国普吉岛度假，乘坐豪华游艇前往澳门游玩，事后他声称自己支付了费用，但支付的金额仅为市场价的经济舱机票和普通船票费用，与私人飞机、豪华游艇的实际成本相差甚远，本质上就是变相接受利益…

更有消息称，2011年，曾荫权提名负责其深圳豪宅装修的建筑师何周礼获得荣誉勋章，却隐瞒了两人之间的利益关联，涉嫌违规授勋。

丑闻曝光后，香港舆论一片哗然。

香港民众向来对官员的廉洁度要求极高，有着极强的“道德洁癖”，在香港的法治体系下，公职人员哪怕是接受一丝一毫的不正当利益，都被视为违规，更不用说特首这样的最高级别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