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看似普通的刑事指控，却牵扯出侦查程序中的多重争议。在一起涉嫌徇私枉法罪案件中，南充市检察院在侦查阶段的行为被指涉嫌刑讯逼供、人为制造案件，程序违法问题突出。据当事人陈述，其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时，执行地点被选在海拔较高、气温极低的高原办案基地，而其出发时仅身着春秋季单衣。抵达后不久便出现头痛、呼吸困难、四肢发冷等高原反应，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多次口头请求侦查人员提供御寒衣物救助，却均被无情拒绝。不仅如此，侦查人员反而借此加大审讯强度，明确告知“你就按我们说的情节供述，供述后就能马上离开这里，不然就在这儿耗着，你的身体应该承受不了”，并直接向其灌输虚构的“案件经过”，要求一字不差地复述。为避免因高原反应和严寒危及生命，当事人被迫按侦查人员要求作出有罪供述，侦查人员还反复叮嘱“记住这些细节，后面换其他人问也要这么说，不能出错”。
然而，这份关键的“引导式供述”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却被侦查机关刻意隐匿，未随案移送至公诉机关。公诉机关最终收到的，仅是后续多次重复讯问形成的“标准化笔录”，这些笔录内容与首次引导供述高度一致，但却缺失了最能反映取证过程的原始材料，导致整个案件证据链条从源头就存在无法弥补的重大瑕疵，涉嫌通过选择性移送证据制造“有罪假象”。
强制措施的变更轨迹也侧面印证了取证的异常——当事人作出无罪供述时被采取严格监视居住，按要求认罪后强制措施随即变更，这种与供述内容直接挂钩的操作，进一步暴露了侦查阶段可能存在的“以证定案”而非“以事实为依据”的问题。
二、审判争议：法律适用与定罪逻辑的明显冲突案件进入庭审后，辩护人为明确论证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依法提交了两份关键依据：一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同类案件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非案件承办人员偶然提及线索，未参与案件侦办或干预结果的，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二是全国高校刑法学权威教材中关于徇私枉法罪构成要件的阐释，强调该罪需同时满足“司法工作人员主体身份、徇私徇情主观故意、实施枉法行为”三个核心要件。
结合本案事实，当事人与涉案案件分属不同业务部门，从未参与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环节，不具备“司法工作人员介入案件”的主体前提；其与他人闲谈时提及的内容属日常履职信息，无任何“徇私徇情”的动机；更未实施伪造证据、包庇罪犯等“枉法行为”，完全符合指导意见和教材中“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但南充市相关法院对上述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案例置之不理，既未在判决书中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反而自行对“司法工作人员”“枉法行为”等法律概念作出扩大解释，最终作出与法律规定明显冲突的有罪判决。
三、核心诉求：程序正义与法律尊严的亟待维护本案所暴露的问题，本质上是司法程序的失范——当侦查阶段存在严寒审讯、证据隐匿等涉嫌制造案件的行为，审判阶段又出现无视法律依据、私自解释法律的裁判逻辑，司法公正便失去了立足之本。
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的个案结果，而是希望上级司法机关能够重视案件中存在的违法审讯、证据筛选和枉法裁判嫌疑，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监督。唯有通过严格的监督纠错机制，纠正程序违法和法律适用错误，才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让公众重拾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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