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一位曾经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却在1968年选择自杀这条极端的道路，临终前高喊：“我不是叛徒！”

这位副主席是否真的与所谓的“叛徒”行为无关？这突如其来的悲剧性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王亢之，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的一个没落地主之家，自幼便对书籍怀有深厚的情感。

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王亢之于1931年顺利考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在这里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当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8年8月，王亢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期间，他组织起一支由当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

王亢之深入到田间地头、村庄巷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党的政策和主张。

王亢之亲自撰写宣传稿件，发表在《黎明报》上，这些文章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深受群众喜爱。在他的努力下，《黎明报》成为了当地群众了解外界信息、认识党的政策的重要窗口。

在冀中七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王亢之更是发挥了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文艺演出、演讲报告、标语口号等，将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精神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王亢之亲自参与编辑《冀中导报》，这份报纸不仅报道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还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成为冀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亢之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步伐，而是选择留在天津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天津日报社副社长、社长等职务，继续致力于党的宣传事业。

王亢之积极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举办展览、演出、座谈会等，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鼓励大家投入到解放和建设天津中。

六十年代初，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王亢之也逐渐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当时，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一些问题，时任天津主管文教工作的王曼恬多次向江青反映文艺界的问题，声称有“黑会”和“黑戏”存在。

江青迅速采取行动，召集了大量人员和群众代表到北京开会。在会上，她直接点名批评天津文艺界的众多人士，并指责他们与所谓的“黑会”和“黑戏”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江青还将矛头指向深泽县的官员，包括王亢之和宋景毅，称他们是大叛徒集团的一部分。

面对这样的指控，王亢之没有退缩。当江青在公开场合指责王亢之是叛徒和特务时，他坚定地回应：“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

然而，这场政治风波对王亢之的影响是巨大的， 1968年3月1日，回到招待所的王亢之感到在劫难逃。

在无尽的绝望和愤怒中，王亢之选择吞服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就这样以悲壮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年仅53岁。王亢之的结局令人痛心，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要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