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1948年辽沈战役中的长春战役，曾任国军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的郑洞国曾沉痛地说：

“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骄子，曾参加过东征和北伐，也是最早参加抗战的国军将领之一，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长沙会战……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郑洞国堪称表现出色，屡创强敌，战功卓著。

他后来还曾担任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率部收复缅北，扬威国外。

这样一位名将，一生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所目睹过的生死悲欢更是不计其数，是什么让他对长春战役如此刻骨铭心呢？我们知道，辽沈战役最激烈的两个战场是在锦州方向和辽西方向，长春实际上是通过郑洞国的临阵起义获得解放的，所以真正的战斗并不算最激烈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当年的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回忆中找到答案。尚传道晚年在回忆文章《长春困守纪事》中写道：

“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长春）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飘在岛，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

“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12万！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要知道，就算在整个辽沈战役中，我军和国军的伤亡数字也远没有这么多——在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我军的阵亡14010人，伤53327人，伤亡约为6.7万人，而国军被我军毙、伤的人约为5.5万人，双方伤亡合计约12.2万人。

要注意，这是伤亡数字，而不是阵亡数字，而且这是整个辽沈战役，包括塔山阻击战、锦州战役、黑山战役、辽西会战等这些最惨烈的战役的伤亡数字总和。

长春曾是东北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45年抗战结束后，这里的人口大约是50万。在后来的国共对抗中，我军在东北北部占据了优势，国军在东北南部占据了优势，这导致北满的一些敌伪人员、地主恶霸流入国民党控制的长春。

到1948年初，随着双方攻守的转换，作为双方争夺重点的长春人口大量流失，数字降到了40万，其中有10万是国军的家属和留守人员。

四平解放后，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长春于是又迎来了一波逃亡高潮，在1948年5月30日，东总正式下达封锁长春的命令前，长春城内的居民已经跑了一半，人数为20多万人。

郑洞国是在48年3月走马上任的，在5月30日长春被围之前，他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积极储备了大量的粮食。根据当时的存粮数量和城内人口，长春的存粮可以支撑到7月底，进入8月后，城内就会无粮可吃。

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粮食，供应军队，蒋介石在6月初给郑洞国发去密电，要求他将长春市内老百姓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禁止市场买卖，再由国民政府方面统一授粮，按人分配。

时任长春市长的尚传道对郑洞国说，这个办法并不可行，一旦这么做，必然会造成市属人员的贪污勒索，百姓一定不堪骚扰，如果他执意要着蒋介石的办法，“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

几人商量后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采取“战时粮食管制办法”，规定老百姓存粮的数量，保证他们能吃到9月底，此外多出的余粮必须拿出一半卖给政府，充当军粮；其次，粮食允许在市场上买卖，但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不许哄抬价格。“违者严惩，直到处以极刑。”

这条法令刚一发布，长春的粮食市场立刻就陷入了混乱，人心惶恐之下，粮食的价格仿佛断线风筝一路不受控制地飙升。黑心商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郑洞国无奈下令枪毙3人以儆效尤。又有军人参与投机，郑洞国又下令枪毙了一个军需官。但对于上层军官的投机活动，郑洞国则保持了沉默，没有深究。

最令郑洞国头疼和无奈的，是曾泽生的60军。当时60军和新7军共同驻防长春，新7军原先就在长春驻防，储粮充足，有些家底，但60军是新来的滇军部队，他们只能现买现吃。粮食如此难得，保安司令部的储粮又都在新7军的仓库里，60军的人饭都吃不饱，更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于是便开始到老百姓家抢粮，搞得老百姓家都不敢生火冒烟。

郑洞国对此非常无奈，一方面，他要靠60军的兵卖命守城，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到国军根深蒂固的嫡系和非嫡系之争，他虽然是长春的最高长官，也无力平息这场纷争。

新7军有不少的库存燃料，但他们却不愿意拿出来给60军，而是让他们自行解决，于是60军就派士兵上街，把无人住的房子的房梁卸下来烧柴，先是无人认领的房子，再是公家的房子，最后就变成了民房，由此又引发了老百姓和流氓军人的群架、械斗乃至枪战。

公园和马路上的树被砍伐殆尽后，墓地的棺材也被刨了出来，沥青的路面也被挖掉烧火……一个繁荣的长春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凋零破败。

如果任由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军纪很快就会失去效力，长春不战自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郑洞国又收到了蒋介石的电脑，命令他把城内的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的压力。

郑洞国别无选择，只能照办，他下令将城中没有存粮的老百姓一律赶出城外，并且明确规定，一个军警要赶走8个人，一个保长要赶走3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又造谣说“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军放卡子”，骗老百姓出城。就这样，数以万计的长春百姓被连哄带赶，软硬兼施地送出了城外，滞留在了长春城和我军封锁线之间的地带。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想把老百姓作为“包袱”甩给我方，而由此造成的历史责任，也只能由他来承担。

蒋介石毒辣的手段无疑给我军的围城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面对“要人还是要城”这一棘手的问题，我方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地下工作者，曾任曾泽生副官长）给林罗谭首长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并指出：

“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

“今天大量让老百姓、真正的难民过来，对敌人的瓦解作用会更大。出来就是一条生路，人心想我。每个人都往我解放区跑，不愿拿着枪杆在那里等着挨饿、挨打或当俘虏。”

杨滨建议，应该会把难民收容起来给予救济，让其进入解放区，并划定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

他的这条建议立刻引起了林罗谭的重视，他们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就采纳了杨滨的建议。

9月11日，林罗电告肖劲光、肖华及守城部队：

“凡愿意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优势尽早地开放，做到于10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

此后，前线围城指挥所成立了难民委员会，先后发放4000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东北流通券，此举挽救了无数难民的生命。两相比较，对比不啻天壤。

据尚传道回忆，在整个长春战役中，新7军由于储备充足，并无饿死士兵的现象出现，即使是较为困难的60军，一直坚持到10月，也没有听说过有饿死士兵的情况，最多就是营养不良。这么一看，老百姓的粮食去了什么地方无疑已经非常清晰了。

这些都是郑洞国一直到晚年，仍感到对长春老百姓无限歉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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