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始终恪守法纪，严于律己。我确实会饮酒，也会驾驶车辆，但从未在饮酒后驾车——这是我坚守的原则。”59岁的冯颂鑫指着一份泛黄的笔录复印件说道，“然而，在本案中，基本事实尚未查清，相关程序却已围绕‘有罪’展开，令人深感困惑。”

他质疑：2021年5月31日晚上22:52，交警才接到报警；23:13进行呼气检测（该检测单直至6月2日才出示并要求其签字确认）。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份标注时间为当天上午9时整、由一名执法交警邱某某单独签署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却在开庭时才首次出现。该凭证内容不详，未经其本人签名确认，且与其实际被查获的时间严重不符——从“上午九点华侨中学”到“晚上二十二点左右”，查获时间多次变动，缺乏一致性。

冯颂鑫解释，当晚他驾车回到小区停车熄火后，因裤袋中小瓶盖松脱导致液体渗漏，一怒之下将剩余少量液体一口吸干。“那只是之前剩下的白酒，原本打算当晚带女儿吃烧烤时小酌庆祝儿童节。”他表示，自己是在停车后才接触该液体，并非驾驶前饮酒。

然而，据其陈述，当晚被带至城西派出所后，遭遇了异常处置：双手被反铐，四肢被固定在铁椅上，随后进行呼气检测。因多次检测未能得出有效数值，执法人员疑似向其面部喷洒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之后才测出189mg/100ml的结果。现场照片显示，其面部、眉毛、头发及衣领处确有明显液体喷溅痕迹。此外，呼气检测结果未当场打印、未即时交由其签字确认，亦未依法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即实施强制抽血。

更令其不解的是，从5月31日晚被带走，至6月2日凌晨2点获释，其人身自由被限制超过27小时。期间，6月1日中午至傍晚的询问笔录，由身份不明、非属城西派出所或交警部门的人员制作。笔录中，对方反复要求其承认“在家饮酒后驾车”，否则将追加其他涉嫌行为。最终形成的第七份笔录，不仅删除了全部时间节点，且无其本人签名，却被法院采信。而此前一审已依法排除的第一份讯问笔录，竟在重审阶段被重新采纳为定案依据。

关于现场勘查，冯颂鑫指出，勘查于事发24小时后进行，此时小区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所谓“未发现酒瓶”的结论缺乏时效性与证明力。

在血样提取与送检环节，矛盾尤为突出：

《现场勘验笔录》记载血样由张某龙、张某霞、许某群提取；

《鉴定委托书》却显示，2021年6月1日01:01在医院抽取的血样，提取人为曾某树（单独一人）；

送检环节，《鉴定委托书》与《鉴定确认书》均注明送检人为张某龙，但签名却为曾某树；

《鉴定意见书》又将送检人列为张某龙、张某霞；

备注栏注明：“该检材在实验中已耗尽”，原始样本未予保留，亦未提供复检机会。

“同一份血样，为何出现四名不同经手人？血样的同一性与完整性如何保障？”冯颂鑫质问。

此外，本案鉴定所采用的标准亦存疑。潮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长期使用地方性技术规范GDLH/T1027-2016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而国家强制性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及其配套方法GA/T 842、GA/T 1073-2016明确规定，此类案件必须采用国家标准。使用非法定标准所得出的201.2mg/100ml结论，其科学性与合法性值得商榷。

立案主体同样存在程序问题：湘桥公安分局不具备交通管理职能，无权对酒驾案件立案；实际侦查由交警支队市区一大队进行，但该单位未正式立案。立案权与侦查权分离，违反公安机关内部“权责一致、分工协作”的办案原则，所获证据的合法性基础受到挑战。

尤为关键的是，冯颂鑫多次申请调取从呼气检测、抽血、封装到送检全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但公检法机关均以“视频不存在”“已被覆盖”或“已删除”为由拒绝提供。值得注意的是，城西派出所主动提交的一段《出警视频》，其内容与随案《出警经过》的文字描述存在明显出入；而交警部门提供的《讯问视频》因真实性存疑，已被一审法院依法排除。但其他关键环节的录像去向，至今未获合理说明。

“如果全程依法依规，为何不敢公开完整录像？”冯颂鑫表示，“录像或许能还原真相：是否存在不当取证、笔录修改、血样处理异常等问题。”

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二审，乃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被驳回，但定罪所依赖的核心证据——司法鉴定意见——始终建立在存疑的程序与非国家标准之上。

冯颂鑫强调，他所争取的并非特殊待遇，而是一名普通公民应享有的基本司法保障：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定罪；未经有效、合法、可验证的证据，不得入刑；在合理怀疑未被排除前，不应剥夺人身自由。

他的坚持，不仅关乎个人清白，更关乎程序正义能否真正成为法治的基石。因为今日被忽视的程序漏洞，明日可能成为任何普通人难以挣脱的困境。唯有坚守证据规则与法定程序，法律才能真正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盾牌，而非任意裁量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