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存亡危机”叙事的历史溯源与当代中国应对

八十年轮回，军国主义的幽灵再度在日本上空游荡，历史教训与现实警示交织成一篇不可不察的警世文。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日本“存亡危机”叙事的历史脉络，分析其从明治维新到当代的政治演变，结合日本右翼政客的最新挑衅言论，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及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化路径。

一、日本“存亡危机”叙事的历史溯源

日本“存亡危机”叙事并非新近产物，而是深植于其近代扩张史的话语策略。这一叙事长期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合法性外衣，并在当代政治中仍被频繁调用。

1.近代侵略的意识形态基础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 《对华政策纲领》 ，提出先将“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决心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日本军国主义者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这一侵略逻辑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首次以“危机”叙事形式呈现。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为借口，发动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日本又以所谓“生存必要措施”为名策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

2.全面侵华与“存亡”借口

1937年7月7日，日本炮制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实施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实验等，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灾难。

3.当代“存亡危机”的政治重构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从未放弃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企图。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炮制“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法律概念，其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

根据规定，即使日本未遭直接攻击，但若美国等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武力攻击，进而“威胁到日本国家存亡”，自卫队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成为首位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的日本领导人，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可能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这与历史上的“存亡危机”叙事一脉相承，暴露了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的意图。

二、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现实表现

当代日本右翼势力通过系统性操弄历史记忆，为新型军国主义思潮铺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

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积极推动篡改教科书、推动“教育敕语”回归课堂，复兴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这种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渗透，旨在强化“爱国”意识形态，为军国主义教育招魂。

2.军事扩张与制度突破

高市内阁正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将原定2027年完成的修订提前至2026年底，旨在为加速扩军计划提供法理基础。同时，日本妄图恢复旧日本军队的军阶用语，包括“大佐”等旧称，打破自卫队长期以来通过独特称谓淡化其军事色彩的惯例。

3.民粹主义与政治投机

在讲究“政治世家”“派阀政治”的日本政坛，高市早苗靠政治投机、煽动民粹起家。她通过对外强硬姿态博取政治资本，将个人政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却忽视日本国内物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等民生难题。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与反制准备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中国已展现出坚定立场和充分准备。

1.外交层面的严正警告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奉示”这一表述在中日交涉中首次出现，意味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不仅仅是以副部长的身份交涉，而是直接代表更高层级表达立场。这明确传递了中国的国家意志，背后代表的是14亿中国人民。

2.实质反制的全面准备

中方回应中的“一切后果必须由日方承担”和“必将予以迎头痛击”等表述，特别是“迎头痛击”是第一次出现在中日外交场合中。这些表述传递出中方已做好实质反制准备的信号。

反制措施可能包括：

· 外交和经济领域：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采取任何必要行动，包括使用反制裁清单、暂停与日本在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的政府间交流。

· 军事层面：中国国防部已正告日方，“若胆敢铤而走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3.国际秩序的坚决捍卫

中方对高市言论的定性，不止停留在中日双边关系问题，更明确指出其“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行径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更是对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公开挑战。

四、爱国主义教育的警示与优化方向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优化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全面呈现历史，超越悲情叙事

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关注受过的伤害，又要对历史本身的反映。

· 要突出了历史上某些国家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更要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分析造成这些伤害的深层次原因。

· 要反抗侵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更要是反抗斗争中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

· 要严格审查一些抗日“神剧”无限度地把日本鬼子刻画成为不堪一击的低能儿，更要客观避免抗日战争中我们极端落后的武器演绎成为无所不能的制胜利器，我们既要在发泄自己激愤和仇恨的同时，更要避免实际上虚无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

2.平衡历史屈辱与当代成就

爱国主义教育的侧重点应适当从历史转向当代，更多关注中国人为了摆脱屈辱而进行的奋斗历程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奋斗精神。

既要长期地关注过去的屈辱而忽视现在的成就，又要避免使受教育者感觉到仿佛中国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和落后状态。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展示当代中国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曾经落后挨打的中国已经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

3.弘扬抗战精神，强化核心价值

全民族抗战展现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86年前，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抵抗，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应当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一精神财富，将其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之中。

4.理性引导爱国情感，避免民粹主义

近年来，教育一些民众要理性地配合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避免把历史上的仇恨和激愤发泄到现实中来，盲目冲动地采用激烈的方式宣泄感情，甚至打砸本国机构和公民的财产，爱国主义精神不能被转换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引导民众树立理性、包容、开放的民族观，将爱国情感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实际行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

从1931年“满蒙生命线”到今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存亡危机”叙事的幽灵始终未散。而中国已从“小米加步枪”的艰难岁月，成长为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和足够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与战后国际秩序的东方大国。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学校应优化爱国主义教育，使其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认同的强大力量。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