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间，广泛流传着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往河北迁民的传说。在石家庄一带，有许多村民自称“祖籍山西洪洞县，明朝迁民到河北”。

明朝初期大规模向河北移民，历史上确有此事。

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频繁的战乱和苛重的徭役，加上连年天灾，河北人口因死亡、充军、逃匿、流散而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元代至元年间(1264年～1295年)，河北仅有574944户、1355976人，户数仅为金代的27.55％，人数仅为金代的9.66％，户数和人口都下降到唐以后最低点。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河北再次成为主战场，各州人口进一步下降。许多城垣被焚为废墟，千里田野荒无人烟。

朱元璋立国后，为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实行卫所屯垦制度的同时，推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措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下诏：“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今河南安阳市)、真定、临清、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市)、太康(今河南省太康)等处闲旷之地，令自耕种。”

“燕王扫北”的内战又使河北一带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摧残，人口大减，冷落萧条，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

燕赵之地，是朱棣起兵的根据地，后又立为北直隶。为了培植根本，恢复畿辅要地的经济，永乐年间，陆续从江南、山西、大漠(今内蒙古一带)、山东等地多次向河北迁民。永乐元年，从南直隶苏州等十八郡和浙江等九省选3000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又“迁大姓实畿辅”。

当时真定府，是“靖难之变”中最残酷的战场，受害尤为严重。而太行以西的山西一带战争波及较小，加上数年风调雨顺，人烟较稠密。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令迁山西民于真定、晋州、藁城等地屯田。永乐十五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之民，迁于河北中部各县。这些迁民来到河北，除少数人到旧有村庄与当地人杂居外，多数是按县分村建屯设寨，另立新村。据调查，石家庄市市区属明初迁民建村的，就有东焦、西焦、马家店、孔寨、王村、槐底等十几处。并陉、获鹿两县这类村庄也有不少。其中一些村名就是由移民从山西带来的。至今，在一些农村，还能找到明初迁民后裔为始祖刻立的墓碑。如桃园村吕杰夏碑上就刻有“世传家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又迁至桃园村居住”的字样。民间珍藏的一些家谱、牒文、地契上，有的也记载了明初迁民之事。

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山川秀美。城南有洪崖，城北有古洞，所以取名洪洞县。洪武、永乐两朝都曾在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成立专门的迁民管理机构。凡被迁之民，均以县为单位集中到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然后编队遣送。

现在，在洪洞县城古槐北路贾村西侧，有一处西临汾河的公园式建筑，这就是亿万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根的所在”洪洞大槐树祭祖园。多少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从神州各地及海内外前来寻根祭祖者绵绵不断。有的上香数炷祭奠祖先，有的留诗题词朝拜圣树，抒发饮水思源之情。他们仰望挺拔的大槐树，盘旋眷恋不忍匆匆离去，大槐树是识别家乡的标志，是亿万人心目中根的象征。

除了明初官方组织的移民之外，一些陆续流寓真定的自由流民和商贾，也是明代移民的一部分。在明初政府组织向河北移民之时，“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的东南地区连遭水灾，饥荒迭起，使一些雇家、佃户、自耕农和商人自发地从人口密集区迁往地旷人稀的河北，经商或垦种。在真定府一带也不乏这类移民。（作者赵明信）